近日杭州因垃圾焚烧厂建设群体性事件的爆发，使垃圾焚烧再度成为焦点。一边是垃圾围城，一边却是“邻避”不断，垃圾焚烧陷入困境。专家表示，当务之急是要转变观念，要向老百姓普及相关专业知识，认识到垃圾焚烧并不可怕。垃圾处理是一个综合性的系统问题，还需要政府部门转变观念，做好顶层规划，而建立社区回馈机制或许能够化解“邻避”困境。
“垃圾围城”现象正成为国内诸多城市面临的又一大难题。数据显示，2013年全国设市城市生活垃圾清运量1.73亿吨，可堆出500多座百层高楼。垃圾焚烧成为垃圾处理的重要选择。按照“十二五”规划，到2015年我国将建成300座垃圾焚烧厂。
但与此同时，垃圾焚烧却频频遭遇“邻避”困境。所谓“邻避”，即N otInM yBackY ard，指居民或当地单位因担心建设项目(如垃圾场、核电厂、殡仪馆等设施)对身体健康、环境质量和资产价值等带来诸多负面影响，激发人们的嫌恶情结，滋生“不要建在我家后院”的心理，及采取的强烈、有时高度情绪化的集体反对行为。
近日影响最大的事件发生在杭州。杭州余杭区中泰乡拟建立垃圾焚烧发电厂的消息引发了包括杭州城区居民、中泰乡辖下村村民的担忧。从5月9日起，不断有城区居民和中泰乡村民到规划建造垃圾焚烧发电厂的九峰村聚集，并封堵路经当地的省道和高速公路，一度造成交通中断，并有人趁机打砸车辆员。对此，杭州市余杭区有关负责人5月11日表示，项目在没有履行完法定程序和征得大家理解支持的情况下，一定不开工。
而在今年3月底，广州市萝岗焚烧厂的筹建也引发了居民争议，为此，项目选址附近的居民带来了自制的近一万份意见调查问卷。他们认为环评单位下发的290多份调查问卷太少，不能充分代表周边居民的意见。
近年来，垃圾焚烧“邻避”事件各地纷纷上演。2009年番禺建垃圾焚烧厂风波后，2013年花都又发生数千人反对事件，在北京，六里屯垃圾焚烧发电厂和阿苏卫垃圾焚烧发电厂都曾遭遇居民的抗议，迄今都未能建成运行。
转变观念是当务之急
在专家看来，对于垃圾焚烧，当务之急是转变观念。
首先是要转变老百姓的观念：垃圾焚烧是否确实那么可怕？
人们“谈烧色变”的主要原因在于二噁英。而在今年4月底，有环保人士曾表示，中国垃圾焚烧污染物排放达标值最多的是德国焚烧场的数百倍，标准太低，更加深了人们的恐惧。
“这种观点是非常不专业的，因为对方是拿欧盟标准的日均值和我国的小时均值来对照的，因此造成差别巨大。”在全国工商联环境商会的垃圾处理媒体见面会上，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刘阳生一语惊人。
清华大学环境学院聂永丰教授表示，中国的标准体系和国外的标准体系不一样，中国标准过去只有小时均值而没有日均值，而日均值和小时均值之间有换算关系，因此不能拿来直接对比。我国新发布的《垃圾焚烧污染控制标准》中已增加了日均值指标。
刘阳生说，他在2012年做的调查显示，我国123条焚烧线，有90.5%的焚烧厂的二噁英排放是达标的，不合格的只占一成“但老百姓看到的是这不合格的一成”。
实际上垃圾焚烧所产生的二噁英量很少。多年一直专注研究二噁英的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郑明辉表示，目前很多人都以为二噁英是一种气体，可以呼吸进去。但实际上二噁英的沸点是400多度，熔点是303-305度，常温下不是气体，挥发性极低。2000年开始，环保部组织开展了中国二噁英清单调查———调查中国所有可能产生二噁英的污染源。结果发现，生活垃圾焚烧厂烟气所排放的二噁英的量不足总源的1/10。
“生活垃圾焚烧不是产生二噁英的唯一途径。”上述三位专家强调，二噁英是一种无色无味、毒性严重的脂溶性物质，源头很多，且广泛存在。人们吃的粮食、肉、海产品，各种塑料、化工产品都有二噁英。二噁英不稀奇，有限量的二噁英不恐怖。
郑明辉表示，大型垃圾焚烧发电厂与二噁英控制也存在一致性“为多发电，大型焚烧发电厂有可能违规多加点煤也要充分燃烧，充分燃烧对于控制二噁英是一个关键。”他表示，最值得注意的是小型焚烧炉，由于燃烧不充分及其他因素，这类焚烧炉二噁英的排放往往很高。国外的研究数据显示，很多小型焚烧炉燃烧一吨垃圾所排放的二噁英可能超出大型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的1400多倍。
专家建议建立社区回馈机制
需要转变观念的不仅是老百姓，更是政府管理部门。专家建议，当前在垃圾焚烧项目的管理方面，应建立社区回馈机制。
对于垃圾焚烧而言，全国工商联环境商会副会长骆建华表示，反对建设垃圾焚烧厂和反对焚烧是两个概念，反建是一个社会问题，反焚烧是一个技术问题。因此要注意区分。
聂永丰分析称，反建反映了人们的心里承受力，而心理承受力与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和个人财产的升值贬值联系紧密。公众反对把垃圾焚烧厂建在自家门口，固然与垃圾焚烧中二噁英的排放有关，但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其自身的经济利益，例如在垃圾焚烧厂附近的房产是否会贬值等等。
“垃圾焚烧厂建在自家门口，心里不舒服是肯定的。受益的是大众，影响的是小众，这是一个博弈过程。”刘阳生说道，“在博弈过程中，就要体现一个科学规划和选址的问题及公平公正的问题，应该有利益回馈。”他表示，建立垃圾焚烧厂的同时，最好能够给周边带来产业升级、老百姓的健康升级或者就业环境的升级。
郑明辉把这个称为社区回馈。“既然市民产生垃圾，垃圾处理厂周边的居民承担了一些不利的影响，就应该享受一些福利性回馈。”他表示，政府须考虑一笔社区回馈工程的预算。如果建立一个垃圾处理厂，同时考虑在周边建一个公园、公共文娱设施，与垃圾处理厂的负面效益形成平衡，就可以提高居民的接受度。国外就有类似的案例，有些垃圾焚烧厂向周围居民免费供热，或者在周围兴建公园、游泳池和图书馆等设施。
他举例称，为了平息民怨，台北市北投垃圾焚烧厂当时投资70亿元，20亿元用于社区回馈工程，在周围兴建一些文化设施，其中包括在垃圾焚烧厂150米高的烟囱上(约120米处)建立了可观台北全景的旋转餐厅，如今已经成为台北一景。
记者了解到，正对垃圾焚烧，广州市政府也在研究生态补偿机制，准备对周边受影响居民采取经济或者福利上的补偿，例如提供体检、医保和基础设施补偿。
聂永丰表示，垃圾处理是综合性的系统工程，需要政府部门首先做好顶层设计，抓好管理，需要各部门的统筹兼顾，从规划、建设、生态补偿等机制上来解决问题。
“我们现在把责任推到垃圾焚烧这一块，把解决问题的办法推给专家，这是不合适的，地方政府也应拿出解决之道。”骆建华说道。（记者 李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