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翔（右五）与议题组的同事们。KiaraWorth摄
◀高翔、王田与“透明度”议题组其他成员讨论到凌晨。ChristineDragisic摄
“昨天的谈判一直持续到凌晨5点才结束，早上9点就直接去会场了。所以缺席了昨天的晨会，今天一起补上。”12月12日，在每天例行的中国代表团晨会上，来自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的谈判代表高翔这样汇报道。
在本次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舞台上，中国代表团中不乏高翔这样的年轻人，他们沉着冷静、耐心坚毅，为我国乃至世界的气候议题贡献出中国智慧。
中国环境报记者张倩卡托维兹报道
一支年轻的团队
如果你打开中国代表团手册，会看到一份76名成员名单，各自履行着不同的职责。有的负责谈判议程，有的负责会议及磋商，有的负责促进性对话，有的负责简报或“中国角”的边会工作等。早在本届卡托维兹大会出发前，分工已经明确。
据生态环境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团队成员以80后居多，还有一些资深的前辈和90后年轻人。早在几年前，我国代表团就注重“传帮带”，有意培养年轻成员扛起国际谈判的大旗。如今，这批成长起来的80后，成为本届气候大会中国代表团的中流砥柱，在国际大会上展现出活力、自信和从容。
“谈判是非常艰辛的过程，尤其是各国代表都代表着不同发展阶段的利益群体，因此一旦展开磋商，加班加点、熬夜通宵，甚至使用睡袋在会场过夜，都是我们在这几届气候变化大会上的家常便饭。”高翔告诉记者。
作为80后团员，高翔参与了10年的气候谈判，已算谈判的“老人”了。从开始参与谈判到成为“透明度”议题组的协调员，他渐渐成长，并将从前辈谈判代表中学到的经验和谈判技巧，传授给年轻的团员。
一支拼搏的团队
不知从何时开始，在代表团成员中流传着这样的话，“高翔都上车了，我们可以发车回住所了。”在卡托维兹气候大会进入第二周后，谈判进程的艰难越发凸显。夜深了，会场上，代表们还在忙碌，加班加点已经成为多数代表的常态。因为高翔所在“透明度”议题组，是议题分歧最多的组之一，常常是留到最后一批的成员。
由于参加气候大会的人员众多，主办城市卡托维兹的承载能力有限。中国代表团不得不住在距离大会主会场约有45公里的小镇上。
每天，代表团成员早上五六点起床，迅速吃完早饭，7点半左右出发，在去往会场的车上就开始每天的晨会。虽然每天都有密集的磋商、多双边交流等，但他们的脸上鲜少露出倦意。
“其实与各国成员就气候议题进行交流和谈判早就于气候大会前开始准备了，我们
通过一些NGO举办的研讨会、不同形式的workshop等，就《巴黎协定》实施细则的相关内容进行交流，积极寻找在各方利益关切中最平衡的解决方案。这个过程很艰难，好在我们早有打算。我今早带着行李箱过来，做好了熬夜的准备。”“透明度”议题组、来自国家气候战略中心的谈判代表王田告诉记者。她同样是一名80后，参与气候谈判已有7年经验，在不少谈判组新成员心中，王田早已是资深的“老”专家了。
一支奉献的团队
尽管80后足够年轻、干劲十足，但不少谈判代表已有了家庭。“今年在开启谈判前进行了充分的准备工作，会议较多。常规的谈判有两次，今年增加了一次，谈判变成3次，‘适应’议题委员会的两次磋商，以及3场研讨会。为了《巴黎协定》能够有效落地，我们今年已经出差八九次了，家里的孩子经常问我：妈妈你又要去哪里？”来自中国农业科学院环发所的谈判代表刘硕说。
同时兼顾工作与家庭，对不少代表团成员来说是不小的挑战。像刘硕这样的主要谈判代表不在少数，他们会因为一项细则条款的一个字、一个表达，与其他国家的代表沟通很久。因为，在各国代表交流意见后的每一版案文中，分毫之差，都会给各自国家的利益带来不同的影响。
代表团另一名成员、来自生态环境部环境保护对外合作中心的常维是成员们口中的“老好人”。在中国代表团办公室里，每天找他的人络绎不绝，似乎什么问题到他那里都能迎刃而解。这几天，有些外国代表来办公室联系工作，也常把“请问哪位是常维”挂在嘴边。事实上，他的孩子还有两个月就要降生了。
应对气候变化的议题虽然看似离我们的生活有些距离，但是对中国代表团成员而言，这是他们生活以外最大的关切点。投身到气候谈判的工作中，他们的生活轨迹增加了更多的责任和压力。好在这些年轻人足够乐观、从容，将一场场谈判看做宝贵的国际交流和历练。
“这次大会上，我和王田都穿了汉服，我还带了中山装。我们‘透明度’议题组的各国代表早就约好了，要在第一次磋商时穿上本国特色服饰，要在谈判过程中展现我们的自信。”高翔充满朝气地说。
大会声音
第73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埃斯皮诺萨
“我们现在需要的是对气候变化采取行动的勇气，我觉得多数来参会的谈判代表都有清晰的认识，我们能够采取决定性行动的时机非常短暂，我们已经没有选择。尽管很多政治分歧依旧存在，很多问题还有待解决，但相信我们能够完成任务，能就《巴黎协定》实施细则达成协议，从而释放协定潜能。”
本轮气候大会主席米哈乌·库尔蒂卡
“以前波兰也是更注重经济发展，比较忽视环境，如今这种情况已改变。我能感觉到全球在这方面的意识也在发生变化，我们都开始意识到为子孙后代留下一个美丽的地球有多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