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中非绿色发展与减贫国际研讨会会场。徐琦摄
◆本报记者徐琦
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终点，明代船队与非洲大陆在数百年前就有了第一次亲密接触。如今非洲已成为“一带一路”战略的重要区域节点。环境保护部中国－东盟环境保护合作中心（南南环境合作网络）的相关负责人李霞在11月12日召开的中非绿色发展与减贫国际研讨会上透露，12月中非合作论坛南非峰会将会发布“中非合作论坛三年行动计划”，其中涉及较多环保与生态合作方面的内容，这意味着中非绿色发展合作将成为中非关系新发展的突破口之一。
先发展就要先污染？
一方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另一方是发展中国家最集中的大陆，中非共同面临工业化、城镇化和全球化产业转移带来的环境污染与资源短缺压力，亟须找到一条绿色发展道路。
提起非洲，人们脑海中浮现出的景象大多是在广袤无垠的草原上，几只长颈鹿悠闲地吃着头顶上的树叶。非洲可以说是地球上最后一片伊甸园，其生态价值无与伦比。然而，很多人大概不清楚，非洲经济发展的增速在世界上也是首屈一指的。根据世界银行的研究报告，全球十大GDP增速最快的经济体中，就有6个国家在非洲。
世界自然基金会中国项目执行总监李琳认为，在可持续发展路径的探索中，发达国家更关注可持续，而发展中国家则更关注发展，应该探索如何在两者中找到平衡。
和中国一样，非洲也面临着生物多样性丧失、土地退化、水资源污染等生态安全挑战，化学品与废弃物污染等问题仍在不断加剧。
“比起发达国家，中国在工业化进程中的环保教训与经验，可能更适用于非洲，能为非洲发展带来更多借鉴与启示。”李琳说。
而来自中国－东盟环境保护合作中心的李霞也认为，中国和非洲同样处于较低发展水平，如何在发展中避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路，不存在谁教谁、谁该当老师的问题，而是需要共同思考的问题。
事实上，不少非洲国家已经意识到非洲自然资源的重要价值，并表现出促进可持续发展的迫切需求。早在2012年5月，博茨瓦纳、利比里亚、纳米比亚、坦桑尼亚、莫桑比克、卢旺达、加蓬、肯尼亚、南非和加纳等10个国家政府联合发表了《哈博罗内宣言》，提出将自然资本的价值纳入到国家和企业的核算中。
“这与我国多个地方采用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等方法对生物资源进行估值，几乎是同一思路。”李霞介绍。
联合国前副秘书长沙祖康在研讨会上强调，对发展中国家而言，绿色经济应该被置于消除贫困的框架下来讨论，要绿色环保，也要发展减贫。他建议，在中非绿色发展合作中要确保资金、技术和能力建设三大关键要素的落实。
民间扶贫机会何在？
作为提前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中“贫困人口减半”的减贫先锋，中国过去30多年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非洲，得益于经济发展的强劲势头，贫困人口已经有所减少，但作为人口增长最快的大陆，非洲减贫难度不小。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徐伟忠提醒，非洲环保面临人口、发展、城镇化和气候变化带来的四重压力，在环保理念、资金、人才等方面也面临巨大挑战，在推进中非产能合作、产业转移的过程中，应特别注意环保，绝不能以牺牲非洲生态环境和长远利益为代价。
这里所提到的中非产能合作，是近年来中非合作的重大战略。当今中国已到了工业化中后期，产生了大量产能富余，而大多数非洲国家则处在工业化起步阶段，对钢铁、水泥等产品需求旺盛，基本全部依赖进口。于是，中非之间自然形成了互补关系，我们国内需要减少这些产能，拓展海外发展空间，而工业化基础非常薄弱的非洲国家则渴望引进这些产能，加快工业化步伐。非洲有丰富的人力和自然资源，我们有非洲需要的资金、设备、技术、管理经验。
对此，商务部研究院国际发展研究所所长王泺提醒，中国企业在“走出去”的同时，一定要争当诚信有责的环保先锋，在项目建设中把对环境影响降至最低，同时积极主动与非洲共同增强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与非洲国家的产能合作，不是把中国淘汰的、落后的产能转移出去，中国绝不能走西方殖民者的老路，也绝不能以牺牲非洲的生态环境和长远利益为代价，而是要寻求互利互惠、合作共赢。
王泺介绍，近年来中国政府通过无偿、无息贷款和优惠贷款等3种方式对非洲提供援助，其中用于开发清洁能源和应对气候变化方面资金的比重越来越大，仅仅2013年到今年这3年，就有100多个这方面的项目，并组织了多期环保专题的培训班，培训了2000多名非洲的政府官员和技术人员，这一数字还在逐年增加。
王泺说，目前我国对非援助仍以政府间为主，今后我国还将尝试以民间渠道、手段完成国家援助任务。
钱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钱却是万万不能的。“对于民间组织来说，缺乏资金应该是其参与援非事业的最大障碍。”中国扶贫基金会国际发展部高级顾问吴淑君说。
世界自然基金会（WWF）中国总干事卢思骋在论坛上说起WWF在非洲开展的众多项目可谓如数家珍，如在加蓬参与可持续森林管理，在坦桑尼亚参与野生动物贸易法规制定，在肯尼亚向当地环保组织介绍中国环境政策等。这些让吴淑君听来非常羡慕。
作为较早走进非洲的中国民间组织，中国扶贫基金会最发愁的就是钱的问题。目前他们援助非洲项目的主要经费来源是驻非企业。如非洲贫困母婴援助计划的经费主要来自澳门乐善行，援建苏丹妇幼保健系统示范项目的经费主要来自中国石油尼罗河公司。
比起企业直接出资，通过民间组织来实施援助项目，有其独特的优势。良好的社区关系是企业运营的通行证，直接捐赠的方式容易引起反感，而通过民间组织运作，对于促进企业社群关系趋于平稳具有更长远的影响。以中石油为例，有人批评它的麦洛维水坝建设与上尼罗州石油开采工程对环境造成负面影响，而通过在当地建设医院，公司得以完善公共关系布局，更借此使企业的社会形象得到较大提升。
“这些企业如果在非洲没有项目的话，动员它们捐款的难度很大。”吴淑君坦言，非洲当前的粗放式发展也对环境造成了较大损害，除了政府层面的合作，也迫切需要来自中国的民间环保组织走进非洲，帮助他们摆脱“先减贫后治理”的错误观念。
好技术何愁难落地？
在论坛上，对非技术转移过程中存在的“水土不服”引起了与会者的广泛关注。一些示范项目“船大难调头”，难以全面铺开，还有一些技术产业化难，换不来经济效益。
环保技术、绿色能源通常很贵，非洲人是否用得起？面对这一质疑，中非发展基金市场总监滕立梁认为完全没必要杞人忧天。非洲自然资源丰富，尤其是在发展风能、太阳能、水电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比如在非洲开发太阳能光伏成本低廉，已经与开发传统能源大体相当。
除此之外，同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李风亭分享了两个案例。
一是内罗毕的一个饮用水项目，采用广东一家环保公司的技术，使水厂的处理效率提高20%，成本降低15%。经过长期合作，这家环保公司也到肯尼亚建厂生产药剂，效益显著。
二是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与同济大学在东非开展的除虫菊种植项目，这种植物能替代有毒有害的化学杀虫剂，有效降低全球化学品使用量，同时非洲的气候、土壤条件也适合除虫菊生长。据了解，2016年，肯尼亚种植除虫菊的花农将达到16万户，种植面积达到5～16万英亩，将有30万～100万人口从中受益，提高收入数倍。而在这一环境效益和经济效益双赢的项目背后，同样有一家云南环保公司的身影。
“任何环保技术的应用都要有企业参与，要充分考虑非洲当地的经济承受力和自然适应性。”李风亭表示。
对于非洲来说，什么是好的技术？王泺给出了她的答案。好技术，不一定是多高端、多先进，还是要符合供需双方最大需求，要充分体现创新性和针对性。
“好的技术，必须转化为经济效益实现赢利，否则必然难以落地。”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主任沈镭补充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