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收塑料过程中，产生的污水流入村庄的河流。（王久良摄）
一组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的数据显示，从2000年到2011年的11年间，中国从美国进口的垃圾废品交易额从最初的7.4亿美元飙升到115.4亿美元。
庞大的进口垃圾，在中国是如何完成资源回收利用的？期间产生的污染问题如何解决？
一部26分钟的纪录片——《塑料王国》，揭开了关于进口垃圾处理的残酷真相，却在中国再生资源行业内外，掀起一场争论。
一个不得不面对的事实是，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塑料垃圾进口国。
一个概念需要厘清——经过分拣和清洗的塑料垃圾，属于国家允许进口的可再生资源。
另一个概念同样需要厘清——从生活垃圾中去分拣和清洗塑料垃圾，不仅涉及必要的分拣技术，更需要足够的处理伴生污染的能力。
问题随之而来。
所有进入中国的塑料垃圾，都已经完成了必要的分拣和清洗了吗？如果没有，这就意味着这些分拣和清洗的程序都要在中国进行。那么，我们对伴生污染的处理能力到底处于什么水平？现实中的塑料垃圾处理真能严格执行污染处理的所有要求吗？
经过28个月的跟踪拍摄，中国塑料垃圾处理的真实场景，触目惊心地显示在纪录片导演王久良的作品之中，尽管他选用一个不无中性色彩的名字——《塑料王国》。
在冷峻而不加掩饰的镜头下，大量未经处理的塑料垃圾进入中国，散布在从北到南的30多个大小乡镇，最终在一个又一个小作坊里，由几乎没有任何防护的工人用手完成了粗糙的分拣。接下来，清洗塑料垃圾的污水直接排入河流，无法再生利用的废弃垃圾在农田边焚烧，黑色的浓烟充满着刺鼻的气味。这些村庄里，地下水已经无法饮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罹患癌症。
这是一个关于垃圾的残酷真相，更是一个关于贫穷、人性、逐利、价值观的故事。
塑料引爆话题
当垃圾处理成为一门生意，抢夺垃圾的战争就已经打响。
通常的观点认为，垃圾是放错位置的资源。不能否认，这个观点成为垃圾产业在中国快速发展的理论支撑，甚至有了相当程度的社会共识。
但是，在与垃圾打过7年交道后，王久良坚持认为，“垃圾等于资源”不过是一种脱离现实的理想状态，因为它完全忽略了垃圾处理过程产生的巨大污染。“至少从目前看，混乱的处理过程和低下的处理能力，使得中国的垃圾处理仍然是一个负增值的产业。”
就在北京奥运会隆重举办之际，王久良开始骑着自己的越野摩托，像猎犬一样在北京城周边游荡，遍寻上千个大大小小的垃圾场，再把代表每一个垃圾场位置的黄色图钉密密麻麻钉在北京地图上，用最直观的图景震撼了所有看到这幅地图的人。
这次为期3年的遍寻垃圾场行动后，王久良推出均以《垃圾围城》为题的摄影作品和纪录片，这4个字也一度成为环境保护浪潮的热门词汇，甚至引发中央领导关注批示。随后，北京市宣布投资100亿元，用5到7年时间完成对周边近千个非正规垃圾填埋场的治理，并建设现代化的垃圾处理厂。
经此一“役”，更主要的是建立在大量实地调研和影像资料的基础上，王久良对于垃圾问题的意见表达，已经显示出民间独立调查性质的权威性。
即将进入2015年的时候，王久良再度发声，用一部暌违3年的纪录片新作《塑料王国》，撕下了一个以再生资源回收、循环经济为名的产业的面纱，暴露出最为不堪的一面。
来自中国海关的官方统计，2013年，我国进口废旧塑料垃圾总量为800多万吨。王久良所记录的，正是这些垃圾在中国从南到北30多个乡镇村庄最真实的初级加工场景。
《塑料王国》第一次面向媒体的放映地点，选在北京东二环边的银河SOHO大楼。这座宣称拥有最好空气净化系统的建筑物，远远望去充满着时尚的未来感。
但是，至少在放映的这一天，银河SOHO的未来感被笼罩京城的雾霾粉碎肢解。当天，空气中那种令人窒息的感觉，成为《塑料王国》所要表达主题的又一个注脚。
源源不断的集装箱货车，拉着满满的垃圾进入村庄。留守农村的妇女和老人，还有那些来自更贫穷地区的打工青年，在乱糟糟的作坊里用手分拣着塑料垃圾。这些垃圾的“原产地”，多是美国、德国、英国、法国、日本、韩国和澳大利亚。在镜头里，很多生活塑料垃圾里面掺杂着不明化学粉剂，灼伤了翻检者的双手。甚至还有一个在垃圾堆旁玩耍的孩子，拿起一个还残留着不明液体的针管，毫无戒备地直接放进嘴里玩耍。
这场景在银幕上出现时，观众发出抑制不住的惊呼。那些充斥着肮脏垃圾、浓烟、污染水的画面，那些依赖垃圾处理维系生存者的麻木与无奈，与重重笼罩都市的雾霾天气遥相呼应，让人产生一种几近环境末日的关联想象。
“我们这样落后的垃圾处理能力，为什么还要进口洋垃圾？”几乎每一位看过《塑料王国》的人，都会不解愤懑地提出这样的问题。
无疑，王久良又扔下了一颗炸弹。
巨响过后，中国乡村垃圾处理的残酷真相浮出水面。
战绩与现实
一组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的数据显示，从2000年到2011年的11年间，中国从美国进口的垃圾废品交易额，从最初的7.4亿美元飙升到115.4亿美元。
疑问就此产生——中国为什么进口这么多垃圾？
王久良的回答可以概括为四个字——“利益驱动”。
“过去，一些国家的生活垃圾是需要花钱向外转移的。后来，这种垃圾慢慢有了市场，不用付钱也可以转移出去。现在，一切都颠倒了，生活垃圾竟然成为可以出售的商品。”在纪录片《塑料王国》放映前，王久良告诉记者，正是中国的进口抬高了世界垃圾的价格。
不过，王久良的观点一经曝光，便立刻招致资源再生行业相关者的强烈反对。27岁的再生资源网站编辑于泽甚至私信王久良，直接表达反对的态度。
2015年1月2日，于泽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断然表示：“没有人否认存在过进口洋垃圾的问题，但在绿篱行动以后，那种情况已经几乎不可能发生。”
于泽所说的绿篱行动，是国家海关总署于2013年2月启动的一次为期10个月的专项行动，旨在加强固体废物监管、严打洋垃圾走私行为。
“过去，进口的集装箱是抽检。在绿篱行动中，几乎箱箱检查，并且实行最严格的掏检。”于泽拿出一份新闻报道，上面列举了各地海关的行动成果，其中，仅在黄埔海关、烟台海关、宁波海关、黄岛海关、威海海关、青岛海关、梧州海关、佛山海关和石家庄海关，便共计查办涉案废塑料3万多吨。
“王久良的拍摄期，一定是在绿篱行动之前。”走访过很多大型正规再生资源企业的于泽，对国家的专项打击行动效果深信不疑。
“你信吗？”听完记者转述的于泽观点，王久良这样反问。“确实有段时间，拉垃圾的车少了。但有的老板直白地告诉我说，别管他们的货滞留多长时间，最后总有办法通关提走。”
事实上，究竟如何定义洋垃圾与合格废旧塑料原料，本身就界限模糊。
在于泽看来，国家的规定很明确。以废旧矿泉水瓶(PET)为例，需要在垃圾出口国完成清洗和拆解后，才能作为再生资源原料被进口到中国。
然而，现实显然并不是这样。
2011年，王久良访问美国加州伯克利市垃圾回收中心。参观结束后，美方人员不经意间指着正要开走的集装箱货车说：“你看，那是要运往你们中国的。”
伯克利市垃圾回收中心的垃圾，都是生活垃圾。经过人工初步分拣，生活塑料垃圾被分离出来。正是这些美国人不愿花钱费力处理的垃圾，被中国的商人买走。
这个不经意间的发现，让王久良产生疑问——令美国人头疼的垃圾运到中国后，到底又会如何处理？
经过1年的调研，王久良决意再拍摄一部纪录片，追踪曾经困扰自己的事实真相。
2012年5月31日，《塑料王国》正式开机。整个拍摄持续了28个月，直到2014年9月结束。
“最初3个月，几乎处于被驱赶的状态，进入不了实质性的拍摄。这样算来，大部分的拍摄素材，正好是绿篱行动期间。”王久良直言，“我不用看数据，也不用听有过什么行动，我亲眼看到并拍摄下来的，足以说明一切。”
放错位置的资源？
毫无疑问，王久良和他的《塑料王国》，似乎触动了整个再生资源行业的“奶酪”。
于泽的质疑只是开始，更多的反击接踵而至。
中国物资再生协会再生塑料分会周开庆先生发表的文章中，重点援引了巴塞尔公约中的观点，“塑料被认为是无毒的”，“使用塑料再生料不仅仅是成本考虑，而是发展和责任考虑”。
与此同时，一些颇具规模的正规厂家处理塑料垃圾的过程，也被用来证明《塑料王国》揭示的原始和混乱仅为个案。
对此，王久良直接反驳——在进口塑料垃圾处理的问题上，不要把利润和社会责任混为一谈。如果为的是利润，那么由此产生并在未来逐渐显现的环境污染，为什么没有让从垃圾中掠取利润者“买单”？如果是为了社会责任，中国从其他国家进口塑料垃圾进行处理，到底履行的是哪家的社会责任？
在王久良看来，一切以环境友好为前提的垃圾回收，都是负增值产业。如果环保型回收1吨废旧生活塑料能够产生100元经济效益，需要付出的成本，至少也要101元。否则，便无法解释在被世界公认垃圾分拣回收做得最好的日本，为什么要对企业回收垃圾提供政府补贴，更解释不通为什么《塑料王国》里依然会出现日本垃圾。
事实上，一些塑料垃圾处理企业一直在吁请来自国家层面的政策支持。他们在例证企业深陷经营困境时的说法，客观上暴露出环境污染问题的严峻。
“塑料作为可再生资源，要回收是一定的。但是，如果没有国家足够的政策支持，企业不好做的。”从事废旧塑料回收5年的安伟(化名)说。
这位不愿透露真实姓名的从业者，来自国内某废塑料回收集中县。两年前，这个县对散落在村子里的小作坊式废塑料分拣、造粒产业，进行了“壮士断腕，涅槃重生”式的自我革命。公开的报道中，县政府高度重视环保问题，淘汰小作坊，引导成规模企业进入工业园区，目的只有一个——建立环境友好型的再生资源回收产业。
安伟毫不讳言政府对入园企业提供了多项支持，也承认园区经营者在租金上给予了相当优惠。“就拿处理废旧塑料产生的污水来说，处理成本至少在每吨10元以上。现在，包括水费和处理费用在内，每吨污水只向企业收取6元。”但是，即便是这些已经大大压缩的污水处理成本，依然是企业不堪其重的的负担。
其实，在污水处理这个环节之外，最终无法回收的垃圾如何处置，依然是一个隐患重重的大难题。依据王久良的调查，1吨塑料垃圾的回收率，即便在运气好的时候最多也只有85%，这就意味着至少要有150公斤废弃物毫无任何用处。
对于这些纯粹的垃圾，最普遍的做法依然是填埋或者焚烧。在王久良拍摄的画面中，很多垃圾就在田间露天燃烧，黑色烟尘弥漫。
“理论上，焚烧可以用来发电，但又是一笔巨大的投资，谁投？”安伟说。
填埋呢？科学研究已经证明，垃圾填埋对土地和地下水的污染破坏，影响时间长达上百年。
无论如何，王久良和他的《塑料王国》已经搅动了一个行业。他坚持认为自己的一切判断和论断，都来自长达3年的调查。“有多少园区污水厂根本就不运行？说是统一处理，可管道都没铺通，这些我都拍到了呀。”
可惜，诸多专业人士似乎看不到这些。周开庆在自己的文章最后，依然坚持这样的观点：一家企业有问题，少数人有问题，不能推而广之。随着社会对中国再生塑料产业的认知和了解，一些片面的新闻报道已经很难对行业健康发展形成多大影响。
周开庆这样说：“我们坦然处之吧。”
然而，我们真的能够坦然处之吗？
房间里的大象
行业内外的争论还在继续。
但对于大多数观众来说，王久良作品中呈现的产业最前端从业者们的纠结、贫困、损害与被损害、麻木，才是戳中人们内心痛点的元素。
“垃圾(这)东西，又不是新的，没有味？什么味都有！”画面中，一位分拣垃圾的妇女这样说。
在《塑料王国》中，围绕着通过回收废旧塑料来挣钱究竟值不值，分拣垃圾的工人们有过这样一次讨论——
“可熏得慌了，熏有什么办法。”
“其实俺也不愿意干，这东西又脏又有污染，俺自己也知道，对俺自己也不好，但是俺为了生存，没办法。”
“空气空气不好，水水不好。什么好？说句开玩笑的话，就是钱好。”
……
王久良告诉记者，片子中出镜的女分拣工干了20多年，自从有了这个产业开始就干，到现在一个月收入七八百元。而她的手，每一块关节都是变形的。另一个老太太捡到一个瓶子，不知道里面装着什么液体，只是想回收这个瓶子。结果在倒掉液体的时候，她的一个指关节全被烧焦。“瓶子里的液体是氢氟酸，一种强酸。”
王久良到田间拍摄，问当地人这些垃圾对庄稼有没有影响，回答竟是“没污染，咱实事求是”。结果镜头一转，村庄的环境变得糟糕。干涸的池塘，已经多年不见鱼虾。处理废旧塑料产生的黑色污水，直接排入河流。甚至连地下水都无法安全饮用，村民需要购买山泉水喝。“一个月十五六元吧。”老太太算计着每个月买水的费用，售卖山泉水的小贩送水的步子匆忙。
村头，一位干废旧塑料回收的老板的老父亲说着，这年头，怎么年轻人都得癌？
另一个男人，反问王久良，“你要问还有谁没得癌？”
即便如此，每个人都在维护着这个产业。
产业链上，最低端却最必要的一环上，以生存的名义忍受脏臭乃至环境被破坏的人们，对理想生活的大胆奢望，其实极其卑微。
一个年轻的小老板，最大的理想就是买辆车。终于，在一个冬天，小老板实现了这个理想，兴奋地在自己新买的二手车里坐了半晚。
“人在车里产生的热气让挡风玻璃盖了一层白雾，从一个角看进去，那老板高兴的脸，当时那感觉，真是……哎……”王久良没办法忘记这一幕，那是以生存为代价换取的梦想实现，从他的价值观看来，个中滋味，难以评说。
一家来自大凉山的彝族家庭，由于贫穷，年轻的父母亲带着孩子全家打工在一家分拣作坊。家里的女孩依姐(音)早已成为分拣塑料的熟练工。她最小的妹妹，出生在这个堆满了垃圾的院落外面。11岁的依姐渴望上学，父亲却一拖再拖，理由都是“没钱”。依姐最喜欢在老板家里玩电脑，在一次争吵后，两家人关系紧张，女孩就从垃圾堆里捡出花花绿绿的纸板，在桌子上做出了电脑的模样，自己打字玩。
垃圾，就是依姐这样的孩子全部的世界。他们在垃圾里成长，从垃圾中获得玩具，甚至从垃圾中学习。而垃圾，能够给他们的，也仅此而已。
“我真的无法喜欢上他们，除了那些孩子。”王久良并不讳言自己的情绪，他与他的被拍摄者们相处时间按年计算，他理解他们的无奈、挣扎和选择，但在价值观上的巨大差异让他没办法从情感上喜欢上他们。
人们知道垃圾的危害，但没人认为自己可以做点什么。正在野外倾倒塑料垃圾的人对着镜头说，为什么不查查谁让这些洋垃圾进到中国？
这个存在于30多个乡镇的废旧塑料回收产业伴生的污染问题，似乎没人愿意来管。垃圾，像房间里的大象，切实地影响着那么多的乡村和人们的健康，而所有人选择视而不见，以生存的名义。
选择不看的，还有那些垃圾输出国。
塑料垃圾从世界各国而来，在中国获得重生，被制造成玩具或者其他产品，又重新回到美国、德国乃至全世界的生活中。没人在意，垃圾如何重生？又留下了什么。
理想主义者的坚持
2014年的最后一天，王久良踏上赴美航班。他将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前往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进行为期半年的学习。他筹划着要在纽约、旧金山这样的城市播放《塑料王国》，让美国民众了解自己产生的垃圾，最终给大洋彼岸的中国人带来了怎样的伤害。
正是在伯克利，王久良发现了中国这个“塑料王国”。那位出现在纪录片中的伯克利市垃圾回收中心负责人丹尼尔，在看过王久良在中国拍摄的部分素材后回应说：“现在我们看到了，我认为大家应该看到这些。”
王久良意识到，美国民众关于垃圾链产业中的道德伦理选择，可能会成为影响垃圾输出行为改变的力量。
看过《塑料王国》的很多观众意识到，垃圾并不会自己消失。当中国的大门关上了，这些垃圾还会流向地球上其它国家。“你们媒体在国内使劲，我在国外使劲，大家做各自擅长的。”无论如何，王久良下定了决心，“即使是冰山，也要撬动它”。
或许，很多人都误解了王久良。
2008年，王久良发现了垃圾，从此，垃圾也黏上了他。但是，他的思考显然并不止于如何处理垃圾以及垃圾的世界战争。从始至终，他的目标是希望提出一个更为终极的命题——消费主义时代里，人究竟拥有多少算够？
几年前，记者初次采访王久良，他用着一部老式的诺基亚黑白屏手机。今年，记者再次采访王久良时，惊讶地发现，在这个全民触屏智能手机的时代，他依然固执地使用着那部落伍了好几代的手机。
王久良不过度消费，他将自己的生活需求维持在最基本的层面。与垃圾打了6年交道，电脑里全是垃圾的素材，超市里那些花花绿绿琳琅满目的包装，在他眼里条件反射式地瞬间变成它们被使用后成为垃圾的样子。
“我很想做一个展览，就叫《超级市场》，货架上摆满的不是新商品，而是摆满喝完牛奶的空盒子，吃完冰淇淋的塑料桶什么的，让垃圾填满货架。”王久良希望，人们能够从垃圾问题上，检视自己的消费，而不仅仅只是抱怨政府做得多么不够，环境如何变得糟糕。
在消费主义盛行的时代，所有行业都在挖空心思如何让人们从兜里掏钱出来，王久良却试图让这浮华喧闹的消费快车跑慢一点。这多少有点唐·吉诃德的意味。
小时候，妈妈带着王久良算命。“那先生说我，一生‘骑着墙头当马匹，拿着秫秸当杆枪’。”现在，相机和摄像机就是王久良的“武器”。他唯一能够仰赖的东西，与算命先生所言的“墙头”和“秫秸”无异。在这位38岁独立纪录片导演内心，始终有着最为清晰且理智的坚持。“我能改变世界的很有限，但能改变多少是多少吧。”
王久良没有想到，自己从《垃圾围城》开始，竟然与垃圾黏在一起整整7年。
围绕着垃圾的拍摄计划，并未完成。看上去，他与垃圾还要继续黏下去。（记者李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