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 多年来，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科学家们一直专注于人为引起的气候变化。他们的第五份评估报告促成了 2015 年的《巴黎协定》，并在不久之后发布了一份关于全球变暖比工业化前水平高出 1.5 摄氏度的危险的特别报告。诺贝尔奖获得者团队强调，减缓全球变暖“将使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许多方面变得更加容易，并具有更大的消除贫困和减少不平等的潜力。”
圣母大学博士后研究员德鲁 (Drew) Richard) Marcantonio、博士生 Sean Field(人类学)、政治学副教授 Debra Javeline 和普林斯顿大学的 Agustin Fuentes(前任圣母大学)发现全球气候风险的空间分布与有毒污染之间存在很强的统计显着关系。换言之，受气候变化影响风险最大的国家往往也是面临最高有毒污染风险的国家。
他们还测量了其他变量，包括有毒环境空间分布的相关性、污染导致的总死亡率和气候风险，他们发现了很强的相互关联。他们在即将发表的PLOS论文“人类世中污染、气候影响和健康风险的全球分布和巧合”中写道：“有毒污染导致的死亡人数最多的地方是有毒污染的分布最严重的地方，而且至关重要的是，气候变化的影响构成最大风险的地方。”
“发现这些风险高度相关并不奇怪，但本文提供了数据和分析，为以前缺乏的政策、数据和分析提供信息，”Javeline 说。
为了完成这项研究，Javeline、Marcantonio、Field 和 Fuentes 使用了来自三个指数的数据。ND-GAIN 是一个由 182 个国家组成的指数，它总结了一个国家在气候影响风险中的脆弱性和暴露程度，以及其提高气候适应能力的准备情况。EPI 在涵盖环境健康和生态系统活力的 10 个问题类别的 24 个绩效指标上对 180 个国家/地区进行排名。最后，GAHP 估计了一个国家的有毒污染死亡人数，包括全球因暴露于有毒空气、水、土壤和化学污染而导致的死亡人数。
为了使他们的结果对决策者最有利，作者创建了他们所谓的“目标”，这是一种结合一个国家的气候影响风险、有毒污染风险及其减轻这些风险的潜在准备的措施。根据这些标准，他们建议重点关注的前 10 个国家是新加坡、卢旺达、中国、印度、所罗门群岛、不丹、博茨瓦纳、格鲁吉亚、大韩民国和泰国。出现在名单底部的国家包括赤道几内亚、伊拉克、约旦、中非共和国和委内瑞拉。这些国家最有可能存在突出的治理问题，这些问题目前阻碍了有效解决污染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我们的结果发现，面临有毒污染和气候影响风险的前三分之一国家占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二以上，突出了问题的严重性和环境风险的不平等分布。鉴于大量世界上有一部分人口生活在有毒污染和气候影响风险较高的国家，了解减轻污染风险的目标和目标对于最大限度地减少潜在的人类伤害至关重要，”他们写道。
作者还指出，通过减轻中国和印度等人口众多的大国的有毒污染，邻国也将受益。中国 2013 年专门针对有毒物质排放的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正在取得令人瞩目的成果。研究人员发现，自该计划颁布以来，有毒物质排放量减少了 40%。
“Target 的想法是强调可以采取哪些行动来降低对人类健康和繁荣的风险，但是如何完成该目标——例如，激励与制裁——需要道德反思来确定应该采取哪些行动以及由谁来采取行动应该接受他们。鉴于谁对产生这些风险负最大责任与谁面临最大风险之间存在普遍的反比关系，这一点尤其正确，”Marcantonio 说。
在 2021-22 学年期间，该大学将通过其年度圣母大学论坛，就“关心我们共同的家园：向可持续的未来过渡”这一主题进行一系列对话。受劳达托·西和教皇弗朗西斯对这些问题的持续重视的启发，该论坛将在来年开展广泛的讨论和活动。自 2005 年成立以来，巴黎圣母院论坛的特色是主要权威就对大学、国家和更广阔世界具有重要意义的问题进行了重大演讲，包括全球化的挑战和机遇、总统辩论的作用、移民和地方信仰多元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