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8日，渣打全球研究团队发布报告显示，为达成碳中和目标，2060年前中国在脱碳进程中需进行高达人民币127-192万亿元的投资，相当于平均每年投资人民币3.2-4.8万亿元。
该报告重点关注中国实现“30•60目标”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碳达峰和碳中和的可能路径、减排所需经济转型、宏观经济及行业机会与成本、对外贸与投资的影响，以及绿色投资和绿色金融的作用。研究发现：
考虑到中国能源密集型增长模式和以煤炭为主的能源消费体系，以及相对较短的碳达峰到碳中和的过渡期，实现这一目标对中国来说极具挑战。
政府需兼顾中期内的增长目标与降低碳排放强度的约束性指标，有鉴于此，中国的年碳排放量约在2030年或之前达到峰值108亿吨-116亿吨。
减碳要求中国经济推进重要转型，意味着服务业、低碳和高科技制造业的GDP占比上升，且能源消费由化石能源转向可再生能源。
中国强大的制造业能力和规模经济，使其在从可再生能源的研发到大规模生产和消费并实现盈利的跨越中处于有利地位。
金融业在为绿色投资融资，管理气候变化和产业转型风险，以及推进碳排放合理定价方面将起重要作用。
中国承诺在2030年前碳排放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渣打表示，考虑到中国能源密集型增长模式和以煤炭为主的能源消费体系，以及相对较短的碳达峰到碳中和的过渡期，实现这一目标极具挑战。政府需兼顾中期内的增长目标与降低碳排放强度的约束性指标，有鉴于此，中国的年碳排放量约在2030年或之前达到峰值108亿-116亿吨。
减碳要求经济推进重要转型，意味着服务业、低碳和高科技制造业的GDP占比上升，且能源消费由化石能源转向可再生能源。这一潜在转型过程将创造巨大的投资机会，同时需降低短期内的转型成本。中国强大的制造业能力和规模经济，使其在从可再生能源的研发到大规模生产和消费并实现盈利的跨越中处于有利地位。金融业在为绿色投资融资，管理气候变化和产业转型风险，以及推进碳排放合理定价方面将起重要作用。
脱碳成为中国经济转型的助推力量
为支持《巴黎协定》共同阻止全球气候变暖的目标，中国政府承诺在2030年前实现碳排放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中国是全球碳排放最大来源地，2019年占全球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的比重接近30%。从这一角度看，中国政府的这一承诺对于全球共同努力阻止气候变化到达无法挽回的境地，将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然而，在未来短短40年内实现净零碳排放对中国来说将是一项极具挑战性的任务。中国GDP总量有望在15年内翻一番，经济的快速增长通常会带来碳排放量增大。此外，中国作为世界工厂，长期依靠高度能源密集型的增长模式。与此同时，在当前的中国能源体系下碳排放强度较大，2020年煤炭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57%。另外，从碳达峰到碳中和，中国仅有30年的时间，相比之下，欧盟和美国分别有约70年和超过40年的时间。
碳达峰的峰值越高，碳中和的难度越大
研究显示，面对这一挑战，中国需要尽早实现碳排放达峰，并尽量抑制峰值的水平。假设2021-2025年间中国GDP年均增速为5.5%-6.0%，2026-2030年间约为5%，2031-2035年间约为4%，渣打全球研究团队估算，约到2030年中国碳排放总量将达到108亿-116亿吨的峰值水平。其上限预测要求2030年前每年碳排放强度降低3.9%，与“十四五”规划中提出的要求基本相符。下限预测要求的减排力度更大，2030年前每年碳排放强度需降低4.6%。考虑到以往中国达到并超过五年计划所设目标的良好记录，渣打认为实现上述目标具有可行性。为实现更低的碳排放峰值，中国政府需严格停止新建各类煤炭发电厂的审批，同时扩大清洁能源产能，并提高能源使用效率。
碳排放达峰后，2050年前政府需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和重点行业、重点企业率先实现碳中和，加速推进减碳进程。为降低能源消耗强度，政府需稳步退出能源密集型产业，如钢铁和石化产业，同时不断转向现代服务业和低碳、高科技制造业。中国还需通过淘汰煤炭发电厂和转向风能、太阳能、核能和水力发电等低碳发电方式，推动能源行业快速向低碳足迹转型。为实现2060年前碳中和的目标，除提高森林覆盖率外，中国需增加碳收集和存储(CCS)能力，以便吸收工业生产和运输等减碳老大难产业的碳排放量。
向低碳经济进行重大转型
中国走向碳中和的过程将涉及经济结构性转变，对众多产业带来深远影响，尤其是电力和供暖、制造业、建筑业和交通运输业等，2018年此类行业在碳排放总量中合计占比接近90%。渣打预计政府将逐步淘汰煤炭发电厂，提高风力和太阳能发电的竞争力;强化产业强制性能效目标以鼓励发展低碳制造业;为新建建筑制定热效能执行标准并改造现存建筑以提高能效;提高汽车排放标准要求，通过广泛铺设充电桩，大力发展和推广新能源汽车。
能源消费体系方面，政府旨在到2030年将非化石能源占一次性能源消费比重由2019年底的15.3%提高到25%左右。为实现2060年前碳中和的目标，该研究估算中国化石能源消费比重需降至约15%，基本可被碳收集和存储所吸收，75%的能源消费为可再生能源，余下10%为氢能。
抓住机遇，降低转型成本
渣打认为，中国强大的制造业能力和规模经济，使其在从可再生能源的研发到大规模生产和消费并实现盈利的跨越中处于有利地位。中国利用强大的生产能力将太阳能面板从成本高昂的能源选项，变成了成本最低的清洁能源生产设备。中国有能力在更广泛的可再生能源和工业生产领域取得类似成果。一旦全球大部分能源可以被“制造出来”(例如通过太阳能面板和风力电机发电)而不是从地下开采(例如化石能源)，中国将有望成为清洁能源及其制造设备的主要出口国。中国转向“绿色经济”将提供巨大的基建投资机遇，包括特高压输电网、智能电网和电动车充电站建设等。
另一方面，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研究，尽管长期来看脱碳会降低气候变化所带来的损害，通过避免经济损失而提高国民收入，但其要求的经济转型可能会降低转型期间的经济增速，尤其是对于经济高速增长和严重依赖高碳能源的经济体而言。中国向低碳经济转型初期可能出现工业生产放缓和生产者价格上升等现象，考虑到中国在全球供给链中的关键角色，其影响可能外溢至全球其它经济体。随着时间的推移，对可再生能源、先进制造业和新基建等投资的增加将提高产出，继而推动通胀回归正常水平。与此同时，中国需寻求途径减小碳税的不利影响，并在对外投资活动中推动碳减排。
金融业将起重要作用
为达成碳中和目标，渣打全球研究团队估算2060年前中国在脱碳进程中需进行高达人民币127万亿-192万亿元的投资，相当于平均每年投资人民币3.2万亿-4.8万亿元。渣打认为包括绿色贷款、绿色债券和绿色股权融资等绿色融资渠道在为清洁能源融资方面，拥有巨大的潜力，并预计中国人民银行将通过再贷款工具、降低对银行绿色资产的风险权重和推动绿色债券作为央行借贷便利的合格抵押品等方式，支持绿色金融发展。
中国的金融机构将在管理气候变化和向低碳经济转型的相关风险方面起重要作用，包括评估涉及此类风险的现有投资组合敞口，以及寻求减小和分散此类风险的金融操作。中国人民银行一直强调相关风险对金融稳定的影响，并计划将气候变化相关风险纳入宏观审慎管理的政策框架。
针对碳排放带来的环境污染和全球变暖的影响，对其进行合理定价，将会提高化石能源消费的成本并推动低碳替代能源的使用。为碳排放定价的一个有效方式是通过碳排放交易体系，该体系要求企业购买排放许可证以抵消自身的碳排放。中国政府计划在今年年内启动全国范围内的碳排放交易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