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有关“长江抗生素”的报道引起公众关注。报道称，一项调研显示，长江抗生素平均浓度为156ng/L（纳克/升），高于欧美一些发达国家。报道中同时引用了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近年来对上千名8-11岁儿童和516名孕妇的调查结果显示，儿童尿样中共有21种人用、兽用或人兽用抗生素检出，79.6%的学龄儿童尿液中检出一种或几种抗生素。
在尿液中检出抗生素成分，是否意味着对人体必然产生危害？如何从源头采取措施加强抗生素的使用和管理？记者采访了相关专家。
在尿液中检出抗生素成分，并不意味着对人体必然产生危害
随着抗生素在全球的普遍使用，环境中普遍存在各类抗生素，且含量有持续增高之趋势。目前，我国也同样存在抗生素用药量较大的问题，造成了抗生素排放量相对较大，尤其以海河流域、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较为严重。因此，必须高度重视抗生素污染问题。
虽然抗生素在长江水体的检出浓度中位值为1.33×10-9-17.3×10-9g/L，长江口水体中抗生素最高水平为2.19×10-7g/L，但仍远低于抗生素对生物产生毒性的临界水平（10-3g/L），对生态环境安全尚不构成明显威胁，因此公众不必过度焦虑。
在采访中，有业内专家表示，随着检测手段的不断提高，环境中能检测出的污染物或危害因子的种类肯定会增加。但是，对于环境中污染物或危害成分的问题，关键是看其剂量会不会对人体产生大的影响。
中科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王子健举了这样一个例子：一般临床抗生素的用药量是几十到几百毫克，而目前数据表明，自来水中的抗生素含量在每升几个纳克。按照1纳克等于十亿分之一克计算，如果一天喝2升水，70年也才喝了0.25毫克抗生素。如果要吃到一次吊针的50毫克的量，至少需要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时间。
“抗生素的毒性数据非常充分，部分存在耐药性的抗生素已经被禁止使用。目前没有证据证明抗生素有致癌、致畸和致突变作用。如果有，则抗生素就会被禁止在临床使用。”王子健说。
现阶段制定抗生素的水质标准意义不大
从全球视角来看，抗生素使用量依然在持续增加。目前，我国污染防治还存在科研基础薄弱、监测监控方法标准不够完善等问题。
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生态环境研究所常务副所长刘锐向记者介绍说，由于抗生素在废水中的浓度相对较低，需要具有高灵敏度的仪器才能监测出来，且抗生素种类较多，因此，对水体进行抗生素监测相对较难。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于法稳也表达了相同的观点：“现有的监测技术还不能完全检测到水体中的各个种类的抗生素。”
抗生素监测难，加之现行《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指标中无抗生素指标，是否就意味着环境管理的空白呢？在王子健看来，水质监测有一定必要，监测工作是制定环境政策的基础，但是不代表水中存在就需要管理，对于有毒物质的环境管理要理性。
在王子健看来，因为抗生素属于低毒物质，国际社会关心抗生素问题是因为抗药性。抗药性问题起源于抗生素滥用，主要是由于超级细菌所导致的疾病无药可治。
“但是抗药基因或抗药性的环境管理尚没有足够的科技支撑，目前谈管理为时尚早。”王子健坦言，“抗生素本身的健康危害和生态毒性都很低，没有必要制定抗生素的水质标准。如果制定水质基准，且按照美国红皮书方式制定，其数值很可能是目前水中浓度的数万倍，则结果不会有超标水体，因此意义不大。”
抗生素排放管理需要多部门协作
环境中的抗生素累积主要来源于养殖用药和临床用药。由于抗生素生产和使用涉及多个部门，抗生素生产企业是由工信部门负责，畜牧业发展、水产养殖是由农业农村部门负责，食品生产则是由食品药监部门负责，医院则是卫健委负责。抗生素一旦进入环境，则由生态环境部门来负责监管。
于法稳建议，需要建立协同治理机制，明确各部门对抗生素污染的管理责任，强化监测。
“对农业农村部门，则需要推动畜禽养殖业、水产业生产的绿色化改造，走生态养殖之路。应加大技术投入，研发中医药产品，替代抗生素，从根本上解决抗生素污染问题。”于法稳说。
据了解，下一步，生态环境部将会同卫生健康委、农业农村部等部门，强化源头联防联控措施；逐步健全完善监管体系，规范固体废物处理处置，加强抗生素污染防治基础研究，持续推动抗生素污染防治工作。
本报记者郭薇、张春燕对本文亦有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