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节能减排进入攻坚阶段之后，资源税作为调节能源使用量的杠杆吸引了更多关注目光。温家宝总理在今年两会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也多次强调，应“在全国范围实施原油、天然气资源税从价计征改革”、“加快理顺能源价格体系”，以促进资源节约和经济结构调整。
资源税在当前节能降耗的过程中发挥着怎样的作用，下一步的资源税改革将沿着怎样的方向发展，并且对传统高能耗产业的发展带来哪些影响?记者带着这些问题采访了中国社科院财贸所研究资源税的专家张斌。
从价计征资源税，煤炭或成为第一候选
记者：资源税改革呼声渐高，请您简要介绍一下资源税改革的背景。
张斌：未来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转型面临着资源和环境的约束，在这个大的环境下，如何充分利用税收等财税手段促进节能减排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是一个大问题，这是资源税改革的大背景。
资源税改革本身来讲，它是一个完整的过程，或者说它是一个综合的过程，首先，资源的价格形成机制，即资源的价格如何反映市场的供求状况和稀缺程度、环境的损害成本等。我们正是在这一大前提下，来探讨资源税如何发挥资源杠杆的作用。
新疆的石油和天然气行业率先改从量为从价计征，随后逐步从西部推广到全国各地。去年年底，原油、天然气率先从价定率计征资源税，这项改革在理顺资源产品市场价格方面迈出了一大步。但是，占我国能源消费70%的煤炭并未纳入，资源税改革的实际效果仍很难发挥。
今年初，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下发《关于调整锡矿石等资源税适用税率标准的通知》，从2月1日起全面上调铁矿、锡矿等6种矿产资源的适用税率标准。但实际上，由于税基较低，此次资源税上调市场影响仍有限，被业内解读为资源税改革加速的信号，而资源税改革也逐步进入关键阶段。
记者：当前资源税改革面临的核心问题是什么?
张斌：资源税改革的核心问题，包括定价机制和征收范围两个方面。第一是要改从量计征为从价计征，这是一种征收方式的转变。第二是要在条件成熟时，适当扩大资源税的征收范围，现在的资源税征收范围主要包括盐、金属、非金属、煤炭、石油、天然气等。那么未来，我们的资源税改革是不是应该扩大到广义的资源，比如滩涂、森林、植被等方面。这也是资源税改革的两个主要方面。
随着调结构、转方式的不断深入和节能减排要求的提高，资源税加快改革的呼声越来越迫切。在接下来可能推行从价计征的资源品种中，煤炭或成为第一候选。
从量计征使得资源税税额标准不能随着产品价格的变化及时调整，不利于发挥税收对社会分配的调节作用，而从价计征资源税将更能发挥出税收的级差调节作用、抑制资源浪费。当然，资源税“倒逼”能否起作用，关键在于企业能否把增加的成本转移出去。如果顺利地转移出去了，资源税的调节作用也就可以更好地实现。
高能耗企业应尽早建立成本上涨应对机制
记者：资源税改从量计征为从价计征、扩大征收范围，这对传统高能耗产业，比如水泥和钢铁行业的生产会带来哪些影响?企业又该如何去应对?
张斌：会有较大的影响。以钢铁行业为例，钢铁冶炼的原矿，就是铁矿石，是要征收资源税的，冶炼过程中的焦炭也是要征收资源税的，与钢铁业相关的两大原材料都与资源税的调整密切相关，而未来的资源税的调整一定会提高税负，不可能会下降税负。所以说，像这种传统的高能耗的行业，或者资源性企业，应及早建立自己的成本上涨应对机制。
目前资源税的征收主要是在开采环节征收，主要会对开采、炼油企业产生影响。至于会不会对下游产生影响，取决于这个税负会不会转嫁到价格里。比如石油和天然气是否会因为资源税率的提高而涨价。
对于炼油企业来说，资源税改革全面铺开其实早有预期。面对成本上升不可逆转，如何将成本压力合理释放，早已成为炼油企业的新课题。在无法规避整体利润减少的情况下，炼油企业可能会通过加强技术研发，提高开采量来扩大规模，但另一方面，将资源税增加的成本转嫁至下游企业，增加下游企业的生产压力，或许也是不可避免的。
对于在生产上受影响较大的中小企业，政府应当在增值税、营业税等方面出台一些更加优惠的税收政策，减轻企业的压力。与资源税实施方案相应，应统筹设计和调整资源类企业仍在实施的其他税费、基金、税后利润分配及价格政策，归并、简化分配关系，避免企业、行业负担过重，为资源税改革和企业、行业健康发展创造有利环境。
而在居民消费环节，在电价和消费品价格上升的情况下，政府应合理地提高低保收入标准。
节能最终靠价格机制环境税仅是价格形成的工具之一
记者：推动形成能源产品价格联动机制的形成已成为老话题。您对“进一步理顺能源价格关系”有什么看法和建议?
张斌：煤电价格联动已经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了，每年开会多方会因为这个问题争吵不休。我们现在有很多的资源类产品，价格都是管制的，比如成品油、电价。其中电价是价格管制的，而我们发电用的煤价格却是放开的，煤炭的资源税如果征收了，煤价格会上升，电企的利润就会缩小了。
这里面会涉及到利益的重新分配，首先是这个税由谁来出，能不能转嫁出去;其次是理顺资源价格关系的最终目的是什么，比如资源税率提高了，但没能转嫁到价格里，居民还是不会节约用电。
同时，即便市场的传导机制建立起来了，像我们的石油链条内部，我们市场上的原油价格事实上是以国际原油价格为准。你资源税提高了，国际原油价格下降了，人家就会买更便宜的油，资源税也不一定能够转嫁的了。
资源税的改革是局限于内部的利益再分配，还是希望把市场价格理顺，把环境成本、资源的稀缺程度转嫁到价格里。而只有资源价格上升了，我们才能利用价格杠杆，促进环境保护和资源的节约。但是如果电价上涨了，如何照顾低收入家庭，这些利益又该如何分配?这些因素是一个系统性的问题。
这里的一个关键点是，企业、居民的用电价格会上涨。但这也正是理顺比价关系、发挥经济杠杆作用的体现，使电力能源合乎逻辑地显得更“金贵”，从而以经济压力内生地激励企业、居民节约用电，促使各相关主体千方百计开发节能降耗的工艺、技术和产品，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记者：您觉得资源税下一步的改革会对国内新能源产业的发展带来哪些影响?这一影响会进一步扩大吗?
张斌：传统资源类尤其是能源类资源税率的提高，如果最终能进入价格传导机制的话，会导致传统能源价格的上升，相应来讲会鼓励新能源企业的发展。比如说，如果煤的价格涨了，电的价格也涨了，那么风电相对来讲价格就会便宜。另外，石油、天然气涨价了，成品油涨价了，新能源汽车的价格也会下降。新能源未来将会是资源税改革的受益者。
目前各种清洁能源的主要优势大都是清洁，无污染，而限制这些替代能源广泛使用的主要是技术条件的限制。资源税改革在增加传统能源和资源开采的同时，客观上也在促进这些针对替代能源的技术进步。
记者：您觉得资源税，包括环境税在内，在节能减排的过程中最终应该发挥怎样的作用?
张斌：目前来看，节能减排工作已进入“深水区”，既要靠政府推动，更要借助市场力量。因此，加快建立节能减排长效机制，已经迫在眉睫。用市场力量来推动节能减排，需从多方面入手。要尽快明确政府和市场在节能减排上的定位。
从世界来看，各国征收资源税的目的基本一致，主要是为了促进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减少环境污染。国际经验也表明征收资源税的确可以提高资源开采利用效率，具有显著的环境效益。改从量计征为从价计征，是资源税改革的一个重要方式，我们推动资源税改革的最终目的，是要推动资源税价格的形成机制，反映市场供求关系、资源稀缺程度和环境损害成本。
节能最终还得依靠价格机制来发挥作用，税收只不过是影响价格，或者促进价格形成中的一个工具。当前应加快完善节能减排税收政策，让高排放企业付出高昂的代价。积极推进资源税费改革和环境税费改革，完善和落实资源综合利用和可再生能源发展的税收优惠政策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