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部分地区上周末遭遇暴雪袭击，为52年来之最。这是今年北京及周边遭遇的第二次极端天气。在太平洋对岸的美国，飓风“桑迪”从大西洋袭来，其强度达到有气象记录以来的最高级。世界各地的极端天气在增多，这至少是新闻留给公众的突出印象。那么这个印象是真实的吗？我们有必要为预防极端天气大规模行动起来吗？
有一种观点认为，极端天气确实在增多，而原因是地球的气候在变暖。北京在过去100年里平均气温上升了约1摄氏度，全球同期上升了0.74度。但对于气温上升的原因是否来自温室效应的人为因素，以及气温升高是否真的提高了气象能量聚集，科学家们并无定论。
政府应推动做一项基础研究，即极端天气增多以及它们的强度更大是否已成一个大趋势；在未来几十年里，极端天气最可能袭击中国的哪些地区；以中国各地目前的基础设施水平，损失会有多大；为拥有抗御未来极端天气较宽裕的能力，中国都需要做什么，意味着多大的成本投入，等等。
在这些科学研究的基础上，还应有进一步的政策研究：我们应把多少资源投向对付未来的极端天气。由于资源是有限的，虽然抗极端天气的投入越大越好，但我们却不太可能那样做。我们只能在民生等其他发展同抗御极端天气之间选择投入的最佳比例。
这些研究针对的都是未来，不可能很精确，但却可以为中国各地的公共政策提供讨论和决策的基础。在没有极端天气的大多数时间里，这些研究以及它们提供的争论可以提高社会对极端天气的警惕，也可以帮助公众了解国家做投多少钱防灾这项抉择的艰难。
预防极端天气是比救灾昂贵得多的社会工程，一个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越低，就越只能搞事后的救灾。而发展水平越高，就越有能力向预防极端天气做投入。中国显然处在从主要救灾向更多防灾过渡的半路上。
从美国“桑迪”飓风带来的巨大生命财产损失来看，完全预防气象灾害任何国家都做不到。但减少灾害的损失却大有可为，除了增加物质投入，建立更完备的快速反应机制也有事半功倍的效果。
中国年年抗灾，但应对极端天气的系统研究还较薄弱，对气象变异对受灾区域和受灾强度有什么影响，社会不太了解，政府同公众在这方面的沟通很少。中外各自做了什么，谁在哪方面做得更好些，舆论也不太清楚。
中国各地的极端天气加在一起不算少，公众对气象的兴趣应算是不低的，加强极端天气研究无论对政府的工作，还是对民众的信息需求，都有挺高的对应度。这项工作如果开展得有效，还可以大大降低灾难突然降临对公众的情绪冲击，减少舆论对“天灾”还是“人祸”的争执。
人类不可能摆脱天灾，但我们应当让自己的预期更接近真实，更理性地决定我们用多少资源预防风险，并在多大程度上接受风险的存在。我们的经验将同气候变暖同步增长，各种信息和我们的各种利益错综交织，我们得清楚自己站在哪里，选择什么，不能糊里糊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