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8日傍晚，常州与盐城正式签约总投资30亿元的太阳能组件项目。有分析人士指出，这将成为加快我市光电光伏产业发展的新的里程碑。然而，相比屡屡受宠的光电光伏产业项目，现实中的生物质发电产业的发展却是步履蹒跚。
这与其一直被舆论界广泛宣传称为“是一种最具开发利用潜力的清洁可再生新能源”的说法形成鲜明对比。如果非要回答为什么，那就不得不提到其中的代表：江苏国信盐城生物质发电有限公司。
超常规生产反而年年亏损
这家项目建设总投资约2.8亿元的生物质发电企业，地处亭湖区盐东镇东南工业园区内，由江苏国信集团、省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和江苏大宏集团共同出资组建，成立于2007年11月，注册资本6000万元。
走进厂区，占地120亩的卷型料垛场，引人注目。虽然厂内发电锅炉内不停地焚烧秸秆，但烟囱里却没有冒浓烟。“燃煤发电厂会排出二氧化硫和二氧化碳，产生酸雨。”该公司技术人员说，“我们通过特殊技术，使秸秆经燃烧后不产生有害气体，除尘率达99.9%，只排出水汽，属绿色清洁能源。”
据该公司官方网站显示：项目投入商业运营后，燃料以棉秆为主、其他硬质秸秆为辅，不再消耗煤炭资源；机组投产后，预计年利用6000小时，年发电量1.8亿千瓦时，年消耗秸秆量为22万吨，年上网电量1.62亿千瓦时，年产值人民币1亿元。
而一组由该公司副总经理刘海林透露的信息显示，该公司属国有控股，去年公司年发电量2.1亿千瓦时，年消耗秸秆37万吨，年上网电量1.98亿千瓦时。一连串数据，似乎都在传递一个信息：盈利。然而，事实恰恰相反。
昨天上午，刘海林说，2008年12月份至2009年3月份公司先后投产两台发电机组后，盈利100万元；2010—2011年亏损1000万元左右，今年是亏损最严重的一年，高达1400万元。这是为什么？
成本高市场小竞争压力大
在刘海林的陪同下，记者来到江苏省方强农场看到，该公司两台现代化打捆机在地里每转2分钟便可收捆225公斤秸秆。尽管效率极高，但刘坦言，8千亩农场可收面积根本无法满足电厂年消耗75万亩秸秆的实际需求。
“为什么不开机器到农民地里收秸秆？”记者问。
“许多农村都是一家一户式生产，田块小，大型收捆机根本没法下去。而且，农民积极性也不高，总认为一亩秸秆回收的收益还不如打麻将挣得多……你帮农民回收本来被视为废物的秸秆，一旦成了商品，他非但不谢你，反而跟你不断抬价。”刘海林说，“因为缺燃料，只好忍了，毕竟4台打捆机1天租金就要2万元，闲着不用更浪费。”
刘海林说，该公司年消耗37万吨秸秆。其中，22万吨是树枝、棉秆、树根、玉米秆等木本类秸秆，剩余15万吨稻、麦秆的实际可供数量只有7—8万吨，不足部分将不得不从苏南地区高价回收木本类边角类秸秆作为替代品。
“亏损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居高不下的成本。现在愿意将秸秆打捆运到电厂的人越来越少，回收成本也在不断上涨，加上生物发电厂越来越多，势必会缩小有限的市场份额。”刘海林说，在他印象中，2009年全省一共只有7家生物质发电厂，如今投产发电的已达14家，这还不包括安徽、山东等地在建的生物质发电厂。
全省生物质发电厂全亏损
在刘海林看来，有限的秸秆利用市场，其增长速度远没有发电厂建设快，“僧多粥少”必然造成企业亏损。而每年全省各家企业在定期召开的生物质发电厂联谊会上汇报的经营状况，也验证了这种担忧。
“我从会上得知，目前全省生物质发电企业全是亏损经营，这些企业自负盈亏，亏的都是净资产，其中有很多国有资产。”刘海林抱怨说，“我们一直在拼命寻找秸秆，但附近的秸秆就是收不上来，每次看到秸秆被农民白白烧掉，感觉很心疼。”
刘海林告诉记者，自从财政将可再生资源基金收回去后，没有敲定支付方案，公司从去年12月份到今年9月份约4000万元电费一直没有结算，其后果是导致公司资金链断裂。为了维持正常运转，他只能靠不停地融资来支付各项生产费用。这也是引发今年生产成本不断上升的一个重要原因。
那么，目前到底有没有成功综合利用秸秆的例子？对此，明天本报将继续予以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