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属于亚洲的发展之路
未来十年将是世界秩序和亚洲秩序的深入调整期，也是亚洲力量整体崛起的重要历史机遇期，继续积极应对危机仍然是当前亚洲发展面临的基本挑战。面对挑战，需要探索属于亚洲的发展之路。
第一，发挥各国政府应对危机的积极作用。面对不断深化的全球性金融与经济危机，迫切需要世界各国加强合作，共同采取理性的行动来解决有可能导致危机继续恶化的重大问题：通过有效的全球融资和必要的改革，消除主权债务危机的不利影响；通过扩大市场开放度，推进贸易自由化；通过适度的资本管制，控制短期资本流动；通过教育发展和福利制度的改革，增加社会与经济结构调整的弹性；通过激发企业家信心，实现创新。
第二，改革国际货币体系促进世界经济秩序调整。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有两种可能的路径选择：一是促使美元重新承担起世界公共品的功能，即为世界各国货币提供“货币锚”、为国际金融活动提供流动性和稳定性功能；二是建立一个新的以“特别提款权”为本位的世界货币体系，即将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推倒重来。有必要指出的是，不管哪一种改革方向，达成全球共识和强化国际政策协调都是首要条件。
第三，有效突破能源约束推动经济增长。就亚洲大部分国家仍然处在工业化发展阶段而言，低碳路线必须要在动态考量经济、社会总体成本和收益的前提下，分阶段、有步骤地推进。首先应着力于对现有的以化石能源为基础的能源供应体系进行清洁化、低碳化的改造；其次从亚洲实际出发，在本国技术支撑、市场基础和制度设计日益完备的情况下，迎接发达国家的新能源革命浪潮。在此过程中，亚洲各国政府应致力于低碳技术、节能技术和新能源技术领域的多边合作，建立常态化的资源环境政策协调机制，共同促进新能源产业、环保产业、节能型制造业的发展，增强亚洲在能源等大宗商品领域中的定价权，避免增长红利的流失。
充分利用三大“红利”
实现繁荣发展和可持续的经济增长，亚洲国家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作出不懈的努力：
一是充分利用人口红利。作为人口还在高速增长的南部亚洲国家来说，充分利用现有的人口红利是理性的选择；对于已经或者正在走向人口老龄化的东亚国家来说，则应对现有的劳动与福利制度加以改革，借以达到增加劳动供给的目的。与此同时，还要通过发展教育特别是终身教育，以便通过劳动效率对劳动数量的替代来维持可持续增长。
二是充分利用城市化红利。亚洲的城市化红利非常丰厚。在城市化发展进程中，亚洲国家要借鉴拉丁美洲国家城市化发展的失败经验，加强社会投资以推动城市的现代化转型。具体来说，亚洲各国政府应继续增加城市基础设施 （特别是生产性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提供更加有效的产业发展平台；应降低城市经济活动的社会与经济成本，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应加强对教育、文化、社会保障等的社会投资，促进城市文化转型和文化整合；应提倡紧凑城市建设，提升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应推动人口自由流动，打破城乡人口流动的行政壁垒。
三是充分利用制度创新红利。由于历史的、文化的原因，亚洲各国的社会转型程度、速度不一，制度创新的空间极其巨大，制度创新的红利还未得到有效发掘。从20世纪50年代后半期开始，亚洲一些国家成功实现了社会转型。发生在部分亚洲国家的这种社会变迁，为经济可持续发展与社会持续进步提供了制度保障，也为那些尚未实现社会转型的亚洲国家提供了有益参照。另一方面，导致亚洲企业创新能力不足的主要原因在于文化与制度，因此通过社会文化与制度创新来激发企业家的创新精神，将成为全面提升亚洲企业国际竞争力的关键所在。
亚洲发展需要合作与和平
亚洲经济社会秩序的调整伴随着日益增强的内在竞争和摩擦。为了推进亚洲整体发展，维护亚洲和平、促进区域合作显得尤其迫切。
随着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贸关系的不断深化，亚洲国家非常有必要在经贸金融、民商事务、知识产权、环境资源、司法协作等主要领域加强法律合作。为此，亚洲国家有必要在区域金融和金融法律合作方面形成制度化、常态化的多边机制，以稳定各国合作的预期。法律合作的手段可以采取国际“硬法”治理模式，也可以选择国际“软法”治理模式，当然还可以是上述两者有效结合的混合模式。
促进亚洲合作，需要亚洲各国在世界和亚洲秩序调整中积极有效地管理矛盾和冲突，排除各种有可能加剧矛盾的干扰，尊重各国的重大利益，协调各国发展策略，为亚洲发展创造和平与稳定的内外环境。世界和亚洲长期发展的经验证明，平等积极真诚的合作，才能使亚洲各国各得其利并实现整体发展。
代表一致认为，未来十年，亚洲处于一个关键的历史时期，亚洲发展比任何时期都需要维护地区和平、加强内部合作、推动城市化进程、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全面可持续发展。在这个过程中，亚洲各国应坚持合作与创新，努力推动发展转型，进一步提升亚洲的地位和作用，创造一个属于亚洲的繁荣发展的世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