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建设绿色、低碳社会正在成为国家政策的重点。针对国内资源环境约束凸显，一些地方环境、资源严重透支的现状，2012年中国低碳经济发展面临怎样的形势？
潘家华：2011年，作为“十二五”的开局之年，绿色发展的潮流起势强劲，受到世界经济和国内各种因素的影响，没能势如破竹，一日千里。2012年，中国的绿色低碳发展不仅是国内的焦点和难点，而且成为全社会关注的核心，压力与日俱增。
此外，由于居民对环境质量要求提高，社会各界对现实环境品质并不满意。环保部门在“十二五”环境目标的基础上，又新增了二个环境指标：pM2.5和臭氧8小时平均浓度值，收紧了pM10和二氧化氮等污染物的浓度限值。这就使得实现“十二五”的环境目标的难度进一步加大。
全球经济危机使各国经济增速放缓，中国“十二五”的经济增长目标定得也比较低。从积极方面讲，经济增长率下降会减少资源消耗、降低污染物排放。不过，经济低迷不仅使得社会对环保的投入能力下降，而且会使环境保护目标让位于社会发展和经济增长目标。
可能出现的环境保护的困境，会使低碳经济的压力进一步加大。从原则上讲，只要有足够的投入，环境保护目标必然能够实现。但是，低碳则不然。环保措施如脱硫、脱硝、污水处理，一旦投入并运行，可以立即大幅减少污染物排放，但却会增加化石能源消耗，从而增加碳排放。对于零碳的可再生能源，目前尚缺乏革命性的技术突破，因而大规模产业布局与使用尚需时间。
如果说2011年是开局造势之年，2012年则是蓄势待发之年，而不是收获之年。因而，2012年的低碳发展，在于打好基础蓄足势，需要整体谋划，加大投入，全面推进；避免急功近利，不要立即核算指标、走形式。
经济参考报：前不久，美国对中国光伏企业发起“双反”调查，您认为，我国企业应该如何应对？“双反”调查将对未来中国正在大力发展的新能源产业产生何种影响？
潘家华：美国对中国的光伏产品提起“双反”调查，旨在设置和提高贸易壁垒，对中国光伏产品的出口在近期必然造成不利影响。中国企业应积极应诉，旗帜鲜明地反对设置贸易壁垒，推进贸易自由化，尤其是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产品的国际贸易。
没有必要夸大“双反”对新能源发展的影响。首先，光伏产品的生产具有高能耗高排放的特征，作为能源资源短缺和污染严重的国家，减少一点贸易顺差，对于国内的节能减排，有积极效果。第二，中国节能减碳，有着巨大的国内市场需求。第三，全球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下，美国和欧洲的需求能力实际上也在大幅下滑。第四，光伏产品，尤其是单晶硅多晶硅产品，技术含量并不高，产品升级换代快。国际市场需求的减少，有助于减少盲目的简单重复投资和浪费。第五，光伏产品只是可再生能源的一部分，并不是全部。在其他可再生能源领域，也有着广泛的投资空间。
经济参考报：去年底的德班气候会议上，多数发达国家明确反对《京都议定书》，要发展中国家参与减排，南北两大阵营交锋激烈。未来如何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大背景下，公平分配排放空间成为各国关注的新焦点。您和您的团队提出的“碳预算”方案受到各国高度重视，请您介绍一下“碳预算”方案的特点是什么，其前景如何？
潘家华：发达国家之所以要抛弃《京都议定书》，要发展中国家参与减排，是因为未来的温室气体排放空间严重不足。发达国家希望按“祖父原则”分配未来空间，以前排放高，则分配多；以前排放少，则获取配额低。对于城市化和工业化尚在发展中的新兴经济体和最不发达国家，显然具有遏制发展空间的实际效果。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我们经过长期研究，系统提出公平、可持续和效率的“碳预算”方案。我们认为，发展是一个过程，不仅要看未来需求，还要看过去的历史排放。这样，人均历史累计排放，可以确保每一个人的排放和发展权益，以满足全球碳温升目标控制的排放总额作为全球碳预算额度，不会超出排放总量，从而确保全球气候安全。
人均历史累计排放的分配，只是初始分配。对于出现碳排放预算亏空的发达国家，可以在市场上购买；对于历史排放少，现实排放低的发展中国家，则可以将盈余的碳预算额度在全球碳市场上出售，实现有限碳预算额度的效率分配。不仅如此，气候变化谈判的资金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基础四国部长会议已经明确认同这一方案。京都议定书模式不可取，碳预算方案显然有着广泛的应用前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