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今年是联合国荒漠化会议45周年，也是联合国荒漠化公约25周年，有幸认识1997年出席首届联合国荒漠化大会的老科学家、甘肃省原副省长、中国科协原副主席刘恕。她在1998年与原光明日报记者叶蓁蓁对话中，就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治沙必须治贫”的观点。到目前为止，这个观点对指导我国荒漠化治理依旧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和价值，现将刘恕副主席与叶蓁蓁记者的对话进行编发，供学界与业界学习研究。
本题提示：土地荒漠化是一个全球性问题。我国每年都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与荒速化作斗争，在1998年前后，荒漠化面积每年仍以2460平方千米的速度扩大。问题的症结在哪里?如何才能有效地缚住“荒漠化”这条狂龙?
记 者:既然荒漠化是一个自然环境退化的过程，您为何认为荒漠化地区群众的脱贫致富才是从根本上防治荒漠化的有效途径呢?这两者看起来并没有内在联系。
刘 恕:你的观点很普遍。荒漠化是干旱、半干旱地区的土地退化，在我国主要表现为土地沙漠化。荒漠化是各种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而且可以说人为因素是土地退化为荒漠的主导因素，而贫穷又是其中最主要的诱因。《光明日报》曾发表一系列文章，报道发生在宁夏盐池县等地的滥挖甘草事件，造成成片的草场沙化。那么，为什么会发生乱采滥伐这样的破坏自然生态的现象呢?根本原因就是贫穷!
如果不能把帮助荒漠化地区群众脱贫致富与防治荒漠化有机结合起来，即使国家投入很大的力量去改造荒漠、去教育群众、去惩罚破坏者，最终还会有人在短期经济利益的驱动下滥采滥伐，形成“政府保护，群众破坏”的局面，最终达不到防治荒漠化的目的——这一点从《光明日报》的报道中也可以得到证明。因此，防治荒漠化必须与脱贫致富相结合，治沙必须治贫。
记 者:您的观点听起来很有突破性。但是，防治荒漠化已经不易，您又提出治沙与治贫相结合，这不是出了双重难题吗?
刘 恕:治沙与治贫应该是统一的整体，并非双重难题。治沙不治贫，是扬汤止沸，事倍功半;治沙又治贫，才是釜底抽薪，事半功倍。
所谓“治沙又治贫”是指在防治荒漠化的过程中找到一种既能防治荒漠化，又能给当地带来经济效益的方法，把脱贫致富寓于荒漠化防治之中。两者的关系是互动的:只有有效防治了荒漠化，经济发展才是可持续的;只有实现脱贫致富，群众才会自觉维护防治荒漠化的成果。所以，与单纯考虑防治荒漠化相比，这是一种釜底抽薪办法。
在这方面，我国有不少成功的例子。为了防治荒漠化，国家在毛乌素沙地栽植了毛柳林带。以前当地人只是去砍伐，不管种植，因此毛柳资源越来越少，环境不断恶化。后来，当地有人利用毛柳适于编织的特点，开办了以毛柳为原料的联合公司，既开发利用毛柳，又负责毛柳的栽种。这样，毛柳林就成了一种可持续利用的资源，为当地带来了财富，又有效防治了荒漠化。除了毛柳编织之外，有些地区还发展木材加工、草籽种植、药材种植、杏仁饮料、沙棘油等企业。这样，国家几乎不需要很大投入，企业和群众为了保证其经济利益，就会自觉地保护林草资源，从而走上可持续发展和脱贫之路。
可见，在采取措施防治荒漠化的时候，必须把这些措施与当地群众的脱贫致富相结合。
记 者:说到脱贫，荒漠化地区大都是自然环境比较恶劣的地区，交通不便，教育水平低，资金不足，这些不利因素如何克服呢?
刘 恕:我们如果换一个角度看，荒漠地区依然有优势，那就是充足的太阳能资源。著名科学家钱学森早就提出了在这些地区发展“沙产业”的思路，即利用良种植物和现代技术克服沙漠地区缺水的劣势，把丰富的太阳能利用起来，创建知识型农业产业。
在钱学森这一大思路的指导下，甘肃张掖地区利用地膜、塑料大棚和温室等设施，以及无土栽培、滴灌、渗灌等现代技术，多采光，少用水，在戈壁上建起了新的绿洲，平均产值达到了每亩地5000元左右。以塑料大棚为例，建一个近1亩地的大棚只需投资1万元，两年可收回成本，第三年即可让一个4口之家脱贫。起初是当地政府搞示范、示点，很快群众尝到了“甜头”，纷纷主动上马，搞起了沙产业。仅仅三年时间，张掖在戈壁荒滩上立起了3.8万多亩日光温室和塑料大棚!
他们的成功引起了金融机构的兴趣，中国农业开发银行1997年9月在张掖地区开现场会，表示愿以贷款形式参与沙产业的发展。我们“促进沙产业发展基金”也愿意在技术和信息上给予广大沙区群众全力的支持。
记 者:由此看来，防治荒漠化必须与脱贫致富、可持续发展相结合，人们才会主动地投入到防治荒漠化的工作中去。
刘 恕:对，你的观点准确地表达了防治荒漠化工作的两条基本原则:必须让人民群众从防治荒漠化的工作中得到切实的利益，这既是我们的目标，也是治沙工作取得成功的最有力保证;同时，考虑到荒漠化地区自然环境的特殊脆弱性，在利用的时候要注意保护，以保证发展的可持续性。
注：本文是《光明日报》记者叶蓁蓁对刘恕同志的一次采访笔录，刊发于1998年7月28日光明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