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样的城市可以称为智慧城市？家电可以遥控、行车路况随时联网、上网就能看病……其实，飞速发展的技术已经将这些曾经的幻想变为现实。但在中国，身处其中的我们，还是会感觉离“智慧”差了那么一口气。
这口气差在哪里？其实很多人都在思索，而上海市电子学会副理事长、同济大学教授程大章率先将他思考的结果写成了一本书――《智慧城市顶层设计导论》。这本书去年11月刚出版，上周他已接到了出版社的再版通知。由此或可见，他的思考切中了中国发展智慧城市的“短板”。
智慧是手段，不是目的
程大章敢于提笔写这本书，源自世博会的一段经历。
他本是一介教书匠，一直从事智能建筑的教学和研究，数年前却阴差阳错，被世博局请去担任上海世博会事务协调局信息化部副部长。恰恰这段经历，使他对“智慧”的思考，从一栋建筑放大到了一个城镇，乃至整个城市。
世博园如同一个缩微的城市，大量智能的信息化技术都被用来支持这个“成功精彩难忘”的中国上海世博会。但要让智能变成智慧，光靠技术还不够。
他举了个例子，票务部门发来一条“明天有十万团队游客入园”的信息。这意味着明天将有二三千辆大巴进入园区停车场，如何合理地安排停车位？游客如何分散在各个入口入园，安检力量如何调派？次日开园前，饮用水、餐饮等的进货量要增加多少？……这只能通过世博园区运营指挥系统的信息集成和协同调度来实现。
程大章由此悟出一个道理:智能只是手段，不应该是目的，而是用来支持社会与经济的发展如改善交通、绿色生态、宜居等等。
在中国智慧城市的建设中，很多人却把手段当成了目的。的确，技术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厂商可以卖设备，政府可以炫政绩――但一阵热闹之后，留下的却只有两个字:浪费。
他举了个例子。很多高档住宅小区在厨房里安装了燃气泄漏探测器，但交付给住户之后，就不再维护。按照国人的烹饪习惯，不消半年，探测器外就蒙上一层油垢，失去报警能力――如果所有设施都一样样“倒下”，小区还“智能”得起来吗？
“不按科学方式规划，只有建设，不重运营管理，建成的智慧城市/区/镇是不可持续的。”国外的数据和国内的研究都有这样的统计结论，在一个人工设施/工程的全生命周期中，建造成本只占15％，而运营成本则为85％。程大章说，现在很多智慧城市考虑建设方案中，只有建设费，缺乏建设和运营的体制机制建设，没有长期的运营费，这种“先天不足”必定导致徒具智慧“空壳”，与节能、生态等目标更是南辕北辙。
伦理探索应同步规划
关于建设智慧城市，有一个常用的比方，技术好比高速公路，而应用则如高速公路上跑的车。路修好，还得有车跑。但程大章认为，还缺了两个重要元素:开车的人，以及交通法规、相互礼让的道德体系。
让民工上网买火车票？让不识ABC的老太太用网上银行？即使城市拥有了智慧功能，还得身处其中的人有能力去用。程大章认为，必须同步提高市民的数字空间的生存能力，否则数字鸿沟将造成新的社会不公。
个人隐私保护是另一个大问题。有一次，他去某市验收一个城市停车智能化管理的项目。通过摄像头，工作人员发现了一辆乱停放的车辆。一查询车牌，车主的住址、电话、职业，纳税、甚至婚姻状况都一起跃上屏幕。当时一位同行的专家提出:管个乱停车，需要这么多个人信息吗？工作人员的素质能否保证个人隐私不泄露？
“我们的技术走在了前面，而伦理探索落在了后面。”程大章说，在美国、加拿大，很多学校开设计算机伦理课程，但在我国还是空白。“我们教学生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培养民众计算机操作技能，却尚无计算机伦理的教育环节。”
此外，智慧城市的信息通信基础设施和城市信息应用基础系统中有很多系统需要实体厂商提供产品和服务，这既是市场行为，也应具有公益性，他们之间的利益协调、商业模式搭建，还需要发展、探索。
这些事情该由谁来做？他认为，由政府包打天下是不可能的，需要充分发挥非政府组织的作用，如行业协会、研究机构等共同来完成，政府更应主导智慧城市的规划，监督非政府机构和企业的建设和运营行为。 本报记者许琦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