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能源变革 实现低碳发展

要想突破资源和环境瓶颈，促进经济社会与资源环境协调可持续发展，绿色低碳的发展方式是必然选择。那么，应如何应对资源环境挑战？中国石油报记者采访了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副主任、清华大学原常务副校长何建坤。

记者：面对全球气候变化和环境资源约束日益严峻的现实，世界大国能源战略发生了什么变化？

何建坤：控制二氧化碳排放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重要举措，以化石能源为支撑的传统能源体系将逐渐被以可再生能源为主体的新型能源体系取代。在此背景下，世界大国能源战略出现新的动态，包括加快能源结构低碳化，欧盟及主要成员国制定2050年发电基本全部来自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规划；视节能为“第一能源”，确立大幅度提高能效的目标，英、德、法等国计划2050年能源消费总量比目前减少15%；开发非常规油气，提高天然气占比，美国天然气在一次能源消费中比重升至30%；加大研发投入，如CCS技术、氢能技术、电动汽车等。

记者：我国应如何应对日益增长的能源消费与日趋紧迫的气候变化形势？

何建坤：节能减排、减少二氧化碳排放，既是国内突破资源环境制约的迫切需求，也是在国际应对气候变化进程中争取主动所必需的战略选择。传统的能源战略思路难以适应新形势要求，必须要有更广阔的视角和思路。

能源战略除了保障供给，还有一个职能就是调控需求，用科学的供给满足合理的需求，改变经济发展方式和社会消费方式。因此，我们要大力发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提高单位能源消费的经济效益，也就是要大幅降低单位GDp能耗和二氧化碳排放。

要将能源安全纳入国家外交战略，加强国际能源合作，积极参与国际能源安全体系建设。还要加强先进能源技术的研发，推动其产业化，抢占技术制高点，打造低碳竞争力。

记者：低碳发展是破除资源困境的有效路径，您认为实现低碳发展的关键着力点是什么？

何建坤：大幅降低GDp的能源强度和二氧化碳强度，是当前低碳发展的核心内容和关键抓手。调整产业结构，提高能效，可降低GDp的能源强度；发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可降低能源结构中的含碳率。两者叠加，能够促进GDp二氧化碳强度显著下降。“十一五”期间，我国单位GDp能耗下降19.1%，年均下降4.2%，远超发达国家水平，但仍为世界平均水平的两倍，是美国的2.5倍，日本的4.3倍。这主要是重化工业产业特征和产品价值链低等结构性因素所致。

“十三五”以后，我国还要进行总量控制，主要是煤炭消费总量和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的控制。要设定一个总量目标。如果经济增长比较快，就必须大幅度降低单位GDp能耗。

同时，要探索二氧化碳排放何时达到峰值并开始下降。据研究，2030年前后，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的基本完成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二氧化碳排放量有可能达到峰值。

这要求工业部门二氧化碳排放与能源消费必须率先达到峰值。随着工业化的基本完成及产业结构调整的加速，工业部门能源消费有可能趋于饱和。

与此同时，建筑和交通对能源的需求还会有一定程度的持续增加。建筑和交通能源消费的增加主要依靠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增长来满足，这样化石能源消费特别是煤炭消费就可以达到峰值，二氧化碳排放也将趋于饱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