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的近半个世纪内，瑞典生物质能源产能大幅攀升，从20世纪70年代的400亿千瓦时增至2012年的1400亿千瓦时。2009年，生物质能源使用量超过石油，成为瑞典位居首位的能源，其供能总量甚至超过水电和核电的总和。由于生物质能源的广泛使用，瑞典在1990—2000年10年间温室气体的排放量减少了9%，但国民生产总值增加了50%。
瑞典生物质能源行业的快速增长得益于强有力的政策支持，尤其是强大的经济政策支持，例如1991年实施的碳税，2003年引入的绿色电力认证，以及生物燃料运输的税费减免。
瑞典生物能源成功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该国拥有比其他欧盟成员国更为丰富的森林资源，以及长期以来对森林资源的保护与合理利用。尽管瑞典每年用于能源的生物量快速增长，但全国的森林蓄积量仍保持增长。
回顾瑞典生物质能开发利用的历史，两方面因素发挥了积极作用，一是进口石油价格的持续上升，二是举国对利用核能的担忧。
20世纪70年代，进口石油占瑞典能源结构比重高达70-80%。1973年，全球陷入第一次石油危机，瑞典等国的石油进口受到影响，导致当年的冬天异常寒冷，引发公众对石油过度依赖的反思，并推动了核能的开发利用。进入1979年，石油进口价格的快速攀升，美国发生了三里岛核事故，不仅再度引发了公众对石油能源的担忧，还引发了公众对核能利用的反思。
1980年，瑞典举行公民投票，表决于2010年彻底关闭所有核电设施。此后的20年间，瑞典不断寻找新型和安全能源。早在20世纪70年代，瑞典政府就启动了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研究项目。
瑞典生物燃料开发利用最为显著的飞跃出现在1991年，当年针对工业企业、服务部门和家庭征收碳税，大幅提高了化石燃料的使用成本，使得可再生的生物燃料具有市场竞争优势。
自碳税制度实行以来，瑞典逐年提高征税标准，直至供热用石油使用价格翻倍，自行退出供热市场，工厂和家庭锅炉则采用生物燃料予以替代。20世纪70年代，供热用石油占居民生活区供热厂燃料的比重高达90%，而在2010年该比值下降为2%，生物质燃料占居民生活区燃料来源的比重则上升至70%。20世纪90年代，以生物质为主要燃料的混合热电厂获得政府资助，推动了生物质发电的普及；2003年，电力绿色认证制度的出台推动了新型可再生能源发电厂的建设，加速了生物发电行业的快速扩张。
瑞典生物燃料的成功也有赖于本国拥有丰富的农林业生产剩余物，以及作为纸浆业副产品的乙醇。瑞典汽车使用高度混合的生物燃料，诸如由85%乙醇组成的E85和沼气。自2009年以来，所有的加油站都要求提供多种燃料选择。
与此同时，瑞典还进口了大量的乙醇，进口国主要是巴西。针对瑞典公众关于乙醇产业发展可能加剧饥饿和破坏热带雨林的担忧，巴西乙醇生产商与瑞典进口商在1990年签署了一项出口乙醇须得到可持续认证的合约。
公共采购是瑞典生物燃料得到广泛推广的另一个成功关键。目前瑞典的城市公共交通系统普遍采用乙醇动力公交车。截至2011年底，瑞典已经拥有20万辆可以同时使用多种燃料的汽车。若购买绿色汽车，消费者可以获得1万克朗的折扣，相当于汽车平均采购价格的3%。
生物质供暖满足了瑞典住宅和服务部门半数以上的需求，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林业生物质。瑞典已有超过10万个小规模木粒燃料供热系统正在运行，未来5年内计划扩大生物发电能力40-50亿千瓦时，使得全国生物发电量从120亿千瓦增长到150亿千瓦时。
沼气在瑞典仍是一个较小的行业，每年沼气全国总产量可折合为15亿千瓦时电力，仅为生物质能源总量的1%左右。由于可利用的农林业废弃物和垃圾数量充足，辅以强有力的政策支持，沼气的年产能有望达到30-40亿千瓦时。
瑞典生物质能源产业已成为全球典范，但其成功模式却难以复制。瑞典国土面积小、人口少，工业发展水平高、能耗低、增长快，林业生物质能源丰富，国民素质高、环境保护意识强，居民生活区拥有独立供热厂，具有发展生物质能源市场无以比拟的优势。
瑞典的成功经验也表明，发展生物质能源产业离不开强有力政策的支撑与引领，税收、财政等经济政策应得到合理利用，以提高生物质能源产业的市场竞争力。
（作者为北京林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管理学博士谢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