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能源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全球能源秩序正面临着深刻变化，以美国页岩气革命带来的“能源独立”为显著标志，世界能源新格局初露端倪。从消费看，能源的生产中心在西移，消费中心在东移，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的能源消费在增长。从能源结构看，除传统的煤、油、气与核能外，风能、太阳能等新能源的比重显著上升。从能源技术看，正酝酿着很多突破。新格局中，中国能源发展正面临复杂挑战与战略转型机遇。如何推进传统能源的清洁高效利用?如何合理布局新能源发展?如何实现中国能源的可持续发展?带着这些问题，记者专访全国能源领域的权威专家，从今天开始推出“能源新格局高端访谈”，敬请垂注。
尽管福岛上空的阴霾仍未完全散去，围绕核电发展的争论也尚未平息。但从去年冬天以来持续笼罩我国北方各地的严重雾霾天气，已让社会各界普遍意识到，为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进一步调整以传统化石能源为主的能源结构，加快核电、可再生能源等清洁能源发展已是必然选择。
随着去年底《核电安全规划(2011-2020)》和《核电中长期发展规划(2011-2020)》的陆续审议通过，我国重申了优化能源结构、安全高效发展核电的政策。
高效清洁的核电，怎样充分保障安全?沿海与内陆核电如何平衡发展?发展核电怎样赢得公众接受?如何协调社情民意、环境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关系?我国核电如何追赶世界水平?中国核电能否不辱使命，迎来发展的春天?记者专访了清华大学核能与新能源技术研究院教授周志伟。
后发有优势 技术积累需加强
记者：能否简单地介绍下我国发展核电的历史和现状?我国发展核电的优势和劣势分别有哪些?
周志伟：中国核电一开始就有自主开发与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两条技术路线，中核集团在坚持自主开发为主导、引进技术为支撑的核电发展路线，从秦山30万千瓦压水堆开始，在消化吸收国外先进技术基础上，到目前开发了ACp1000第三代压水堆;中国广核集团更注重全面消化引进吸收法国90万千瓦压水堆技术，目前创新至第三代压水堆ACpR1000+;此外，国家核电寻求直接引进第三代压水堆Ap1000，并实现国产化三代压水堆CAp1000和再创新CAp1400的技术路线，都在实施中;也关注第四代及更先进的核能技术发展，包括高温堆、快堆、ADS、熔盐堆和聚变堆。我们的优势是后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风险相对低，劣势是原始技术积累还有待加强。
记者：去年以来，发展核电的呼声渐高，我国发展核电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在哪里?
周志伟：核电技术是资本密集型高技术战略产业，大力发展核能可以推动中国现有低端加工产业向高端加工产业的战略转型，其投资经济规模也可拉动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更重要的是核能是几乎没有二氧化碳排放的高品质能源，大力发展核能对改善中国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具有重要意义;此外，中国核电占中国电力总容量的比例非常小，只有2%左右，与世界核电国家的平均值比较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但必须服从核电发展的规律，坚持安全第一、风险可控和有序发展的原则。
记者：核电相比其他清洁能源从技术和资源上来看，优势在哪?
周志伟：主要优势是能量密度大，适合集中和大规模建造，远距离输电技术成熟;而其他清洁能源，如风电、光伏能等都是能量密度低的能源，适合分布式低密度使用，如家庭用电和照明等，不太适合大规模高耗能工业应用。核能和风电、太阳能的发展都有各自的发展空间和市场，在目前的格局下，并没有太大的竞争，反而都是替代化石能源的清洁能源。
记者：有人质疑核电“不应如此受宠”，以致忽略了其他清洁能源领域的进步，提醒大家理性地看待核电发展，您怎么看?
周志伟：由于中国的传统煤电占据了总电力容量的70%以上，发展任何低碳能源都是值得鼓励的。一种能源最后能否取得成功，看其市场的经济竞争力和使用的方便性，核能的发展不会导致对其他清洁能源的忽略，除非用户不能接受这些新能源使用成本。如果其他清洁能源不具有市场经济竞争力，那么维持煤电和大力发展核电也是不得已的选择。从核安全的角度分析，理性看待核电的发展是必要的，但持续、稳定、有序发展核能也是必要的。
探索相关利益投资者回馈机制
记者：专家认为危害很小的江门鹤山核电燃料厂项目在公众强烈反对的情况下叫停，您觉得这是民意的胜利，还是核电公众认知度不够的悲哀?您又如何评价此事?
周志伟：核电的公众接受性是世界核电发展中的一个重要课题，需要不断加强与公众的沟通。中国是一个传统的行政主导国家，法制还有待加强。从个人的观点看，江门鹤山核电燃料厂项目在公众强烈反对的情况下叫停这件事可能也非常复杂，公众的反对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政府决定停止项目的依据，但最后的决策还是反映了政府主管部门的意愿。
记者：官方一再称中国的核电安全监管能力是不逊于核电大国的，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尽管如此，公众对建设核电还是有些排斥，问题出在哪?
周志伟：中国核安全监管的法规标准基本上采用的是国际原子能机构推荐的最新标准。目前核电站都是成熟的压水堆技术和重水堆技术，在国际上都有参考的监管范例、成功实践和经验反馈，中国核电运行的安全指标在国际类似核电站的评比中也处于先进水平。
公众对建核电站的排斥，可能因为核电行业对核电站本身的安全性和安全文化给予了高度的关注，但对公众的核安全宣传教育和沟通重视不够。应加强核电项目带来的利益分配的顶层设计，例如探索利益相关者成为核电投资者的机制等，可寻求在保证安全的条件上，使利益相关者对利益和风险的平衡给予理性的评估。当然，公众传媒的理性及正面引导也是很重要的。
记者：全国人大代表多次提出要形成一部核安全法，相关部门也表示正在研究中，您认为核安全法出台意义在哪里?
周志伟：能明确核能工业利益相关者对核安全的责任、义务和风险均衡分担机制，以限制资本的逐利性和对核安全风险的规避，以法律的形式保障核安全的责任可以得到全面的落实，保证利益和风险的均衡。
把好质量关不求跃进，但求坚持
记者：有人认为，如果一个国家的核电站突破了50座，就必然会发生一次重大的核事故：美国发生三里岛核事故、苏联发生切尔诺贝利核事故、日本发生福岛核事故时，拥有的核电站都是五十几座。因此他们提出允许在沿海地区发展核电，但是总数量不能突破50座，以确保三四十年内国内不发生严重的核事故。您认同这种观点吗?
周志伟：一种堆型达到一定数量就会出事故是在目前的安全水平下的统计规律，安全水平提高后，相应的规模就会扩大，所以现在中国不再建二代加压水堆了，因为这种堆在建和建成的总数目已经相当大了。未来中国新建核电应该是安全标准提高至少一个量级的第三代先进压水堆，例如Ap1000，ACp1000，ACpR1000+，EpR等，以后可能是第四代先进反应堆例如高温堆、先进钠冷快堆等，这样不会受过去的统计数目的限制，中国核电仍可有较大的发展空间。
记者：政府规定“十二五”期间暂不安排内陆核电项目，但重启内陆核电呼声很高，您认为内陆核电重启什么时候可能实现?目前在技术可行性上存在什么障碍?
周志伟：如果国家需要把核电作为大规模替代煤电的能源工业来发展，发展内陆电站是必然的，参考美国、法国等大陆国家，内陆电站应该是未来核电发展的主要部分，技术上看，因大都采用风冷塔将热力循环发热排到大气，所以内陆核电站在经济可承受的条件下，可以做到其安全性至少不低于滨海核电站。目前技术基本成熟，只需要对放射性物质的排放系统的设计更严格限制，技术上没有不可逾越的障碍，经济上也可以接受，国外也有大量成功的经验可参考。只要核能界大力推动，估计在2015年后，就可能实现建造内陆核电厂。
记者：有关数据表明，从趋势来看，我国铀矿的对外依存度将超过石油。这是否会制约中国的核电发展?如何解决?
周志伟：铀和油的国际依存度不可相提并论，铀矿市场只具长线投资特性，而油田具有短期投机性。
记者：核电行业可持续健康发展的关键何在?
周志伟：严格执行安全第一的策略，把好质量关，不求跃进，但求坚持不懈。
■观察
中国能源结构改变迫在眉睫
中国石油探明可采储量只占世界的2.4%，天然气占1.2%;而煤炭却占世界探明储量的14%左右。“富煤、少气、缺油”的资源条件，决定了中国能源结构是以煤为主。这也导致了环境污染严重的问题，中国能源结构改变迫在眉睫。
一座100万千瓦的核电站，一年所烧的燃料只有20吨—30吨核燃料;而一座100万千瓦的燃煤电站，一年要烧掉200万—300万吨标煤。燃烧的煤每天需要约100节火车皮运输，而同样规模的核电站，全年的燃料只要几辆卡车运输。
中国政府的低碳目标是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量，即碳排放强度比2005年下降40%~45%;同时到2020年，清洁能源占一次能源结构的15%。业内预测，在未来的几十年内，核电将成为唯一最有可能大规模替代煤炭的清洁能源。在非石化能源占比增加至15%的目标中，核电有望贡献4%-6%。
我国目前在运核电机组17台，装机容量1476万千瓦，在建核电机组28台，是世界上在建核电规模最大的国家。但核电仅占总发电量的2%，与16%至18%的世界平均水平差距甚远。
我国核电行业在高速扩张，但铀产量一直相对滞后。据国际核能理事会(WNA)统计，中国的铀矿供需缺口将由2010年的1153吨上升至2015年的6350吨和2035年的4.38万吨。这意味着中国核电对外依赖度将很快超过石油，到2015年将达到88.2%。
日前国家发改委下发通知，对新建核电机组实行每千瓦时0.43元的标杆上网电价政策。比此前陆续批准的行业平均上网电价增加了0.02-0.04元/度。业界认为，该政策将刺激核电投资，加快核电建设的步伐和节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