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能源供给变革之下，作为清洁可再生的生物质能源成为关注热点。根据相关部门测算，到2020年，生物质能产业年销售收入约1200亿元，生物质发电新增投资约400亿元。但与常规能源相比，生物燃气转化、处理成本较高，具备投资效益的项目仍不尽如人意。
在可再生能源电价补贴逐步退坡的背景下，生物质能发电又将何去何从？
作为生物质能应用方式中普遍、有效的方法之一，亦是可再生能源领域中继风电、太阳能之后的第三大产业，生物质发电正向着高能效、高附加值、低能耗方向发展。随着《可再生能源法》和相关可再生能源电价补贴等一系列政策相继出台，生物质发电投资热情开始迅速高涨，并随之启动各类农林废弃物发电项目。目前我国生物质发电装机已达1700万千瓦，年度发电量800亿千瓦时。
而在过去的7年里，我国生物质及垃圾发电装机规模呈现上升趋势，累计装机容量由5.6GW增至近14.97GW，增幅达到2倍。截至2016年，我国生物质发电项目装机容量1224.8万千瓦，年发电量634.1亿千瓦时。但据《2018年中国生物质发电产业排名报告》，截至2017年底，全国已投产生物质发电项目744个，较2016年增加79个。市场分析普遍指出，预计2018年中国生物质能发电行业装机容量将接近1500万千瓦时，未来三年内年均复合增长率超过9.14%。
这也意味着，《生物质能“十三五”规划》提出的各项指标有望提前完成。但即便如此，我国生物质发电的年发电量约为800亿度，只占我国年总发电量的1.4%。事实上，我国生物质能发电目前只占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的0.5%，远远低于世界平均25%的水平。生物质发电由于能大大减少二氧化碳和二氧化硫的排放量，产生巨大的环境效益令其备受推崇。与能源属性相比，生物质更为优先的是环保属性，这也是从本质上区别于光伏、风电等可再生能源形式的关键。
从产业整体状况分析，生物质发电及生物质燃料目前仍处在政策引导扶持期。2016年底，国家能源局下发《生物质能发展“十三五”规划》明确，到2020年，生物质能基本实现商业化和规模化利用。而《生物质发电“十三五”规划布局方案》则明确到2020年，符合国家可再生能源基金支持政策的生物质发电规模总计将超过2317万千瓦，比“十三五”规划目标增长近54.9%。
而在广大农村地区，玉米、小麦、水稻、高粱等脱粒后的秸秆等生物质是发电的理想原料。而在农林生物质发电项目中，原料成本已占项目整体运行成本约 60%。众所周知，生物质发电包括农林生物质发电、垃圾焚烧发电、沼气发电，无论哪一种发电形式，首当其冲处理的是垃圾、废弃物。而以一台 30MW 的农林生物质发电机为例，超低排放改造投入达 1000 余万元，且每年需要的维护费用也达到800万元以上。
目前我国生物质电厂投资结构大致为国有企业投资占主体，占比达60%，民营占30%，外资等占10%。而民营资本进入较少的根本原因就在于项目的盈利能力不强。生物质发电有别于风电、光伏行业，生物质发电行业大多为民营企业，且农林生物质发电存在高额的燃料收购成本，抗金融风险能力不及风电、光伏产业。而在众多业界人士看来，无论是燃煤耦合生物质发电还是生物质发电产业的收益主要应该来自“环境效益”(如废弃物处置费等)，“能源效益”(如电和热等)应该是辅助效益。
所幸，生物质发电行业的标杆企业在技术、成本方面已具明显优势，已投产生物质发电项目的盈利能力已逐步显现，直燃生物质开发利用已经初步产业化。其中城镇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引人瞩目，到2020年城镇生活垃圾焚烧发电总装机规模750万千瓦。根据国家能源局测算，到2020年，生物质能产业年销售收入约1200亿元，生物质发电新增投资约400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