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油价对低碳能源的影响

《能源发展战略行动计划（2014-2020年）》提出了“到202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到15%，天然气比重达到10%以上，煤炭消费比重控制在62%以内”的目标。从该目标看，留给石油的份额约13%，而2014年石油在一次能源消费量中的占比在17%左右。从行动计划的表述来看，国家对石油的态度是既不控制也不放任，有一些不明朗也有一些暧昧。行动计划重点实施的四大战略中包括了“立足国内战略”，2014年中国石油对外依存度接近60%，而同时期天然气的对外依存度仅32%左右，因此从能源安全角度看“提气”的空间更大。然而恰恰在行动计划出台前后，国际原油价格持续下跌，近期已跌破每桶50美元，跌幅超过一半，相应的国内成品油价格也出现“13连跌”。这是不是意味着国家的能源战略可能会由此调整？能源产业低碳化的步伐会不会受此影响？

重大能源政策调整的空间有限

受国内大气污染治理和非化石能源比重目标的约束，国家政策在短期内调整的空间并不大。在国内油价下调的同时，财政部和国税总局也三次上调了成品油消费税，增幅高达50%，增跌基本相抵。提高成品油消费税后形成的新增收入，将继续纳入一般公共预算统筹安排，一是支持治理环境污染、应对气候变化，二是促进节约能源，鼓励新能源发展。这样的逆向操作，背后的逻辑是要维持中长期能源发展战略的方向，将石油降价的红利转移到低碳能源行业中去。

当前经济新常态下，能源和电力发展都大幅放缓，2014年两者的增速仅为2.2%和3.8%，远低于2013年的3.7%和7.5%，能源和电力弹性系数仅为0.30和0.51,也创下了新世纪以来的最低纪录。当前低碳能源在经济成本上并不具有比较优势，以往的高速发展很大程度上是来源于大规模经济刺激政策以及能源和电力高增速、高增量的红利。大的市场势头好，分到一杯羹并不难。但现在形势变了，增量有限，化石能源和低碳能源争抢市场份额的局面就会更激烈。

油价下降一方面冲击天然气和煤炭消费，另一方面也挤占非化石能源的发展空间，特别是在化工和交通等行业，根据IAMC模型模拟，石油价格长期维持在50美元左右的话，石油在一次能源消费中的比重可能攀升至23%左右，相对于当前水平其消费量增幅将超过3亿吨。从长期的趋势看，未来中国能源消费增速将可能维持在2%左右，化石能源的价格将有可能长期处于低位，这为非化石能源比重目标的实现带来了更多不利的挑战。

市场往往比战略调整的反应快

当前石油价格的下跌主要是供需市场决定的，从地缘政治局势和近中期消费需求看，这种局面不会有大的改观。2014年全球石油需求9244万桶/日，供应量为9320万桶/日，市场失衡导致油价大幅跳水。供给增长的来源主要是美国，因非常规资源开采力度的增加其日均原油产量已经突破900万桶，预计很快将接近或超过沙特和俄罗斯约1000万桶的供应水平。近年来石油消费需求增长的90%来源于中国和印度等新兴经济体，但中国2014年石油消费的增速仅为2.3%，需求增量为22万桶/天，而印度的总需求量还未超过20万桶/天，石油在全球能源消费中的占比已经连续14年下降，需求疲软已是不争的事实。石油输出国组织、俄罗斯、墨西哥等国家较难在不与美国协同的情况下做出减产的决定，供大于求的困局在短期内无法解套。

目前天然气的规模交易以中长期合同为主，天然气价格调整和石油价格之间一般还存在半年左右的滞后，但在能源金融市场，这样的趋势可能提前。2014年世界天然气消费量约为3.38万亿立方米，增长仅为0.85%，产量则为3.57万亿立方米，天然气供需形势正在发生逆转。目前天然气期货市场价格已频频出现跌势，未来中国“照付不议”合同的比例将有可能降低，天然气和石油价格的联动对于中国来说将是莫大的好事，这意味着较为激进的天然气发展目标的实现将会有更多成本上的优势，天然气不仅可以替代城区直接燃烧和分散使用的煤炭，替代煤电和煤化工的经济可行性也将大大增加。

油价下跌最大的冲击还在于汽车和交通部门，但由于燃油税的调整，整体效应被减弱。中国城镇化最大的变数在于交通，2014年狭义乘用车（含轿车、SUV等）新增销售约1847万辆，其中纯电动汽车45048辆，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29715辆，新能源汽车总体还处于起步阶段，而低油价将使得燃油汽车更具有吸引力。不同于一般的快速消费品，汽车的寿命一般在10年左右，5年的低油价将可能锁定未来15年的消费格局。油气价格下跌对物流和电商行业显然是利好，整体降低成本，但物流终端的小型车将有可能出现燃油和电动动力的竞争。应该说十八大以来，油气市场化的整体步伐正在加快，市场对成本的自适应将更为迅速。

应该为高碳产业找到合理出路

房地产、建材市场和基础设施建设的不景气使得中国煤炭产业遭遇严重危机，“大气十条”和各地治霾举措都要求控制和削减煤炭消费量，油气价格的下跌进一步加剧了煤炭企业的窘境。2014年我国煤炭消费总量首现下降，从去年的24.8亿吨标准煤微幅跌至24.7亿吨左右，煤炭企业的利润下滑近50%，亏损面超过70%。500万产业工人的就业和福利问题使得我们需要更为全面和妥善地考虑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的过渡配套政策，国家能源局、环境保护部、工业和信息化部陆续出台了《促进煤炭安全绿色开发和清洁高效利用的意见》、《煤电节能减排升级与改造行动计划（2014-2020年）》等文件，预计覆盖全国95%产量的14个亿吨级大型煤炭基地仍在加快建设，希望通过政策激励能力挽狂澜，以煤炭技术改造和产业整合来实现清洁转型。

但是显然美国和欧洲的新一轮能源革命并未选择煤炭，清洁煤炭技术（比如CCS）与非常规油气和可再生能源相比并不具有成本优势，各基地煤电化材一体化的规模布局也有可能对当地水资源、环境容量和生态承载力造成更为严重的破坏。在过渡问题上，政府的政策的施力点应该放在社会保障上，实现底限管理，而非逆向的产业激励。煤炭相关产业的多元化经营和市场化改革应该得到鼓励，在电力行业内部完全可以实现部分产业工人的转换，化石能源和新能源投资也可以在大集团内部实现风险对冲。一般来说，石油和天然气的排放因子分别是煤炭的0.8和0.6，油价下跌的替代效应还是应该主要体现在减少京津冀及周边、长三角、珠三角等重点区域的煤炭消费量上，通过生态环境的改善，真正让老百姓得到实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