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地雾霾治理疲态尽现 公民环境监督能力引重视
日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听取了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实施情况的报告。报告指出了大气污染防治法的贯彻实施中存在的结构性污染问题突出、执法监管责任落实不到位、企业防治污染主体责任不落实、防治法律法规不健全等五大问题。弥漫于华北大地经久不散的雾霾，已经让我们将本来只有用气管和肺叶才能感受到的污染，“看”得清清楚楚。依然严峻，那么，自1987以来就出台、1990年修订的《大气污染防治法》，管不管用呢？答案是明显的。不过我们将板子打在“防治法律法规不健全”这点上，只能是不痛不痒。如果说“87版法”还只略嫌粗疏，缺乏必要的精细和可操作性的话，那么，“90版法”则已经尽可能地予以补缺了。结果又怎么样？还是不管用。于是，2013年，国务院办公厅出台《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提出要经过五年努力，使全国空气质量总体改善，重污染天气较大幅度减少……环保部与各地签下军令状，责令限期完成相关指标。各地纷纷策动，出台《办法》，似乎“办法”比法律还管用。结果似乎好一点了，但是却“不容乐观”，何也？还是没太当回事。一则是结构性的问题，解决起来需要时间；二则是自己监督自己，执法如何能够下得了手？再说，空中没有隔离栏，互联互通，我治他不治，区域合作涉及胶着的利益不易协调，企业缺少防治的责任感和刚性的规制性措施，如何积极主动起来？一句话，有法，没办法。有办法，没法办。在我们看来，上述问题，除了结构性问题需要时间来转型、调整和解决外，其它都不应该成为问题。对违规污染的，上升到刑责的高度：污染害人，与谋财害命有多大区别？对执法不力的，除了检查给他们的权力是不是足够，是不是真正具有执法的独立性外，不作为的一律查办。对没有达标的地方领导，一票否决。让空气质量成为政绩中重要的一点，你看他还会不以为然、“轻轻移、慢慢提”吗？法律、法规不少了，关键是没有真正落实，责任不在法上，还在于执法本身。如果说有缺憾的话，那就是加大惩治的力度，这一点，不用等，人大应该有所作为才是。治霾“疲态”：强调自身功劳多周边贡献少“手机的污染地图上，只要雾霾一来，北京、天津、石家庄、邢台、邯郸一带就都是橙色、黑色的。”令狐安委员说。京津冀、东三省、长三角……近两年的雾霾经常是“霾一片”，而非“霾一点”。然而，针对当前大气污染的区域性特点和复合型特征，此次大气污染防治法执法检查却发现：“现有的联防联控机制作用发挥不够。缺乏区域协同控制大气污染的统一规划……综合防治污染的政策措施不够完善，对多种污染物协同控制不够，难以实现对污染物排放的有效控制。”一些地方，总是“强调客观困难多、强调主观因素少。强调自身功劳多，强调周边贡献少。”参与执法检查的袁驷委员说，“每到一个地方、一个城市，汇报时总说有历史的困难、地域的困难、区域的困难，却比较少强调自己的主观因素。一说到污染源，就强调外部因素，说30%的污染是外部刮过来的；而说到PM2.5的下降，就都说是自己节能减排的功劳。”数据“偏离”感受：PM2.5下降却感觉雾霾更重执法检查报告显示，2014年上半年，74个重点城市PM2.5浓度同比下降7.9%，PM10浓度下降6.5%，达标天数比例提高1.6个百分点。然而，刚刚入秋的京津冀地区，在进入采暖季前就已遭遇4度雾霾袭击，且PM2.5的浓度动辄“爆表”。张兴凯委员则引用另一个数据，以表明污染治理成效与老百姓感观的距离：“今年较去年相比，口罩的销售量大增，室内空气净化器的销售量大增。”他建议，采取综合措施防治大气污染。在奥运会等重要的活动中，大气污染防治的组合拳措施看起来是有效的。希望有关部门对组合拳的成效进行综合的政策评价，总结出防治大气污染有效的、可行的措施。强调整治力度多、执法成效少，几百例案件只惩治5例执法检查报告表明，2013年，环境保护部接到的举报案件中，大气污染类占73%，但在全年查处案件中大气污染类仅占12%。两个比例为何如此悬殊？窦树华委员在河北省执法检查时发现一个怪现象，石家庄早晨、上午的PM2.5指数要高于下午。“这是因为晚上有偷排，尤其是后半夜偷排，造成早晨PM2.5指数高于下午。说明我们监管力度是不到位的。”“到哪儿的汇报材料，都说铁腕治污有多大的力度，从机动车企业排放到清洁装置等很多举措，但看气候污染状况却没多大改进、没多大成效。”袁驷委员直言，一些地方“强调修改法律多、强调有法不依少；强调整治力度多、强调执法成效少。”执法检查时一个城市称查处几百起案例，结果真正惩治的只有五例，多罚十万，有的罚两万，有的只是挂牌警告。“说起来就是难取证，难道就没有执法不力？目前的大气污染防治法若能执行到位，我们的空气质量也到不了现在这样的地步。”公民环境监督能力的提升更有意义公民的环境能力也是在实践中训练成的。当一个人说自己关心身边的空气，其实未必真的关心。因为他如果真的关心，应当就会对空气质量极为敏感。但是现在公众的努力，往往都转向了对空气净化器的比对和购买。对自身参与环境治理的能力，缺乏基本的提升信心。至于打个举报电话、申请个信息公开、定位个污染企业、微博曝光个空气污染的行为、追问雾霾真实的元凶、分析雾霾治理措施的有效性，都缺乏行动的动力。当然，也有很多公众已经在行动。某地原来有一家焦化厂，后来焦化厂搬走了，原来的土地上盖起了住宅楼。住在这个小区的人，总是在夜间闻到也许是从土壤里释放出来的“毒气”。于是，他们就自己集资，购买了一台苯系列物的检测仪。探索的过程虽然艰难，但却是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一步。更多的公众开始关注环境影响评价报告。只要有与自己生活相关的区域，有一些可能存在空气污染的企业——尤其是垃圾焚烧厂，要修建的信息泄露出来，他们就会紧紧地盯着环评公示的各个环节，然后研究这些企业的运营工艺和尾气治理设施，研究其排放物对人体和环境可能造成的影响，然后，利用一切的媒体通道，表达自己的关心和兴趣，表达自己愿意参与对话的愿望。这时候，如果政府不透明公开空气监测的信息，企业不公开自己排放物的信息，行政执法机关不公开执法过程，公众不主动去监督和挑战政府和企业的信息透明度，那么，中国空气污染的治理，就永远只有“天知道”。责怪政府，埋怨企业，期待严法，指望重罚，其实不是为有效的通路。公民环境治理参与能力、公民环境监督能力的提升，才有价值，有力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