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EC结束“蓝”不再 雾霾卷土重来“锁”众城
11月23日，雾霾再一次不期而至。让人开始怀念“APEC蓝”来。“希望并相信通过不懈的努力，APEC蓝能够保持下去。”国家主席在APEC欢迎宴会上如此表述对治霾工作的期待。一场以经济为主要议题的会议，给人们留下的大念想却是那些天里透彻的“蓝”。诚然，“APEC蓝”，短暂而美好。本届APEC之后，雾霾卷土重来，几度“锁”住京城，规律依旧——“无风就有霾”。APEC期间，人努力，天帮忙。即便天气预报所言——“11月8日至11日，受不利天气条件影响，北京将有重度雾霾”，“APEC蓝”，依然穿越迷障，让碧空如洗。APEC结束，“蓝”也走了刚刚过去的APEC会议，让“APEC蓝”火了。然而，APEC蓝得来并不容易，北京全市工地停工、车辆单双号限行，公车停驶70%，燃煤锅炉改造、老旧机动车淘汰、污染企业退出，与此同时，北京部分市民享受了6天的“小长假”。这离不开河北和天津的贡献。11月1日起，河北省启动APEC会议空气质量保障应急减排措施，环北京100公里范围内涉气企业全部停产，环北京100-200公里范围内805家企业停产、226家企业限产，重点控制区881处工地全部停工，张家口、承德、唐山、廊坊、保定等市机动车禁限行30%。在防治雾霾方面，京津冀地区可以说是“同呼吸、共命运”的整体，往往一个地区的污染会迅速扩散到整个区域。为加快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污染综合治理，2013年9月12日，“史上严”的《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下称“国十条”)颁布，各地纷纷拿出行动方案。“国十条”专门在第八条对“建立区域协作机制，统筹区域环境治理”做了详细描述，特别要求建立京津冀、长三角区域大气污染防治协作机制，由区域内省级人民政府和国务院有关部门参加，协调解决区域突出环境问题。“区域联防”在防治大气污染中已成为一个被高度重视的机制。不可否认，经过一年建设，京津冀大气污染的联防联控取得了一定进展，但也仍面临着多重挑战和问题。北京公众环境信息研究中心主任马军表示，“加强区域联防联控已成共识，但信息闭塞成为了区域治污之间的壁垒，这就需要法律上进一步明确。”马军指出，京津冀三地共同治理雾霾就是区域协同的案例，三地之间需要建立信任而且共同行动，不能说河北减排减下去了，另外两个城市没有行动。减少排污的代价应该由多方共同承担，例如河北省减少工业生产的排污，应该适当地得到部分补偿。各省市为治理雾霾所投入的资金也应该联动起来，如北京市为治理雾霾投入了7600亿元，这些钱不应该只用在北京的治霾工作上，也应该对河北省的经济转型、职工的安置和培训负担一部分费用，当然，这样做的前提是信息公开且透明。知道资金的投入是否用在了刀刃上。重现APEC蓝须常态化依法治理与此同时，另据中国环境监测总站预测，自11月22日起，京津冀中南部区域会出现连续重度至严重污染过程，一直持续到月底。这再次警醒人们，治理雾霾是一场持久战，重现APEC蓝，须以法治手段实现常态化治理。雾霾可以治理，这一点，毋庸置疑。从2008年的“奥运蓝天”到今年的“APEC蓝”，向我们昭示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伟力，也带给我们诸多思考。在某项具有重大影响的活动前，为了使空气质量大幅好转，人们全力以赴，打造“环京空气质量护城河”。然而活动一结束，雾霾卷土重来。如此反复，是否意味我们只能在重大活动期间才能见到蓝天呢？一旦这样的预期强化，关键时刻祭出临时救急措施，又往往能屡试不爽，我们的空气质量就很有可能平时“看天吃饭”、重大活动期间“稳如泰山”。雾霾是高消耗、高污染生产生活方式的必然产物。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其治理，单纯偏重一方，难免按住葫芦浮起瓢。以北京曾经外迁工厂为例，从北京到河北，表面看来，将污染送出，实际上，空气污染，来来往往，难分彼此。再比如，APEC期间关停2000多家工厂，庞大的经济损失，从何弥补？不同于沙尘暴治理——只需在地广人稀、社会结构相对简单的沙尘源头持之以恒绿化即可，雾霾治理的空间，地广人众，不同社会群体的利益诉求错综复杂，治理难度也将随之水涨船高。雾霾为顽疾——可防，可控，可治，却千头万绪，非一日之功。没有决心，没有持之以恒的意志和行动，拨霾见日，是一条漫漫长路，甚至有可能陷入众说纷纭、不得要领的泥沼。在过去一年多时间，关于雾霾的成因，从市民生火做饭到农民焚烧秸秆，从气候变化到京津冀地区不利于大气污染排放，再到化肥大量使用导致土壤颗粒化，就众口异声，莫衷一是。雾霾治理，归根结底，是将污染总量降下来，把环境容量提上去。聚沙成塔，方能找到此消彼长的临界点。舍此，没有任何捷径。“APEC蓝”过后，工厂停工、市民放假等举措当然难以为继。如果人们能为蓝天配以多管齐下的降耗减排措施，可以预见，雾霾治理不仅有坚定不移的路线图，还会有清晰可辨的时间表。若干年后，为某项重大活动而起的一时一地减排措施也就没有任何必要。毕竟，蓝天也是中国梦的一部分。因此，众多专家建议，应形成绿色发展的制度体系，根本的举措在于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产业结构的调整，能源结构转型以及可持续消费方式的建立。围绕这一重心，从立法到规划、执行、监管、评估，每一步都要实现精细化管理。建立长远的环境治理保护制度，一定要突破只顾眼前利益的政绩观。治理污染固然会对利益相关方造成影响，但不采取这些措施，就会加剧雾霾的影响，危害公众健康以及长远的经济发展。各地与其在赶工和停工之间不停“换挡”，不如以更大的决心加速实现发展方式的转型升级。再如，为控制污染物排放，实现转型升级，我国钢铁大省河北省，从去年底至今已分两批集中拆除23家钢铁企业的高炉26座、转炉19座，共压减炼铁产能1127万吨、炼钢产能829万吨，今年将压减粗钢产能1500万吨。这充分证明，治理雾霾就是要选准抓手、壮士断腕。要实现雾霾常态化治理，还要按照依法治霾的思路，严格落实环境保护法的各项规定，并在大气污染防治法的修订过程中融入治理的顶层设计。在基层执法中，也要对违法违规者施以重拳，让破坏生态环境者付出更高代价。在探索治本举措的同时，相关治标的方法也可积极尝试。据媒体报道，北京正研究6条主要的通风廊道，以增强通风潜力、缓解热岛效应。这样的人工治霾探索值得鼓励，如果经科学评估确实见效，则应在更大范围推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