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最近的一项研究中，来自瑞典、英国和以色列的研究人员表示，对于许多工业化国家来说，现在可能是时候恢复一个曾经被认为不可行的想法：个人碳配额 (PCA)。他们报告说，由于气候危机恶化、COVID-19 危机导致个人行为发生变化以及人工智能和 ICT 的进步，这一概念具有更大的可能性。
在斯德哥尔摩 KTH 皇家理工学院的带领下，来自牛津大学、以色列跨学科中心 (IDC)、荷兹利亚和伦敦大学学院 (UCL) 的研究团队发布了设计原则，以确保 PCA 在经济增长方面惠及所有国家、创造就业机会、更好的教育和保护人权等领域，符合联合国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研究人员在 IPCC 近期发布的发人深省的报告之后在Nature Sustainability上发表文章，发现 COVID-19 危机导致的行为变化，再加上数字化程度的提高以及 ICT 和人工智能的进步，提供了重新考虑一个完美的机会风暴正如英国政府所说，这个想法曾经被拒绝为“超前”。
当前的气候政策主要针对针对大规模碳排放者的排放，例如发电厂和工业活动。但新研究针对的是公共政策与个人行为之间的差距。
“当野火、洪水和大流行对社会造成严重破坏时，人们无助地看着，但他们无权改变事件的进程，”主要作者、KTH 副教授兼该大学气候行动中心主任 Francesco Fuso Nerini 说。“个人气候津贴将采用基于市场的方法，提供个人激励措施和选项，将他们的行动与全球碳减排目标联系起来。”
合著者、以色列 IDC 能源政策教授 Yael Parag 表示，这位科学家撰写这篇论文的根本目的是帮助社会各个层面共同承担责任，因为全球变暖的威胁是普遍的。“这不是将缓解责任从政府和大行业转移到个人身上。这是关于增加个人的努力，”帕拉格说。
共同作者、伦敦大学学院资源与环境政策教授 Paul Ekins 说，PCA 为个人提供了有效贡献的明确框架。“人们不顾一切地想做某事……但他们往往会得到一些琐碎的建议，例如在将盘子放入洗碗机之前预先漂洗，”埃金斯说。“在他们知道其他人也会做出贡献的情况下，个人碳配额系统会告诉他们如何做才能真正改变现状。
“对于个人如何使他们的生活方式更加气候友好，无需再寻求激进、有效的建议。”
共同作者、牛津大学环境变化研究所能源项目代理负责人 Tina Fawcett 表示，PCA 体现了公平性和透明度，为人们提供了有意义的选择。“它并没有消除一些艰难决定的需要，但它确实确保这些加起来成为有效的全社会行动，以减少我们的气候风险，”她说。
由于信息通信技术和人工智能的进步，PCA 曾经被认为成本太高且不可行，但现在可以更轻松地实施。然而，研究人员指出，PCA 的设计方式必须不会对贫困和弱势群体产生负面影响，并应考虑其组成部分如何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保持一致，以消除贫困和减少不平等等。
Fuso Nerini 说，实施 PCA 需要勇敢的“先行者”国家。“提倡具有挑战性或激进的政策存在明显的政治风险，特别是如果这些政策从未在其他地方实施过并且没有以前的政策经验可供学习，”他说。
“与此同时，那些‘先行者’可能会获得远远超出减少排放和实现净零排放目标的好处。”
这些好处之一可能是有助于从 COVID-19 危机中实现可持续复苏。PCA 将有利于采用低碳生活方式，从而有利于低碳基础设施和创新。
Fuso Nerini 说，这个方向将为支持减少个人排放的新业务和技术开辟空间。例如，新技术公司可以利用个人之间的碳信用交易，将碳配额多于需要的人与需要配额的人联系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