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2年后，雾霾问题发展迅速，京津唐、长三角、珠三角，甚至东北老工业基地哈尔滨、吉林等地都出现了严重的雾霾污染。在7月28日召开的2014中国(北京)国际能源峰会上，多位专家表示，治理雾霾不能简单去煤炭化，调整能源结构才是关键。
目前，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和很多大学都在分析雾霾形成的机理，而北京作为首都，国际影响力大，雾霾形成机理的研究也比较深入。对于北京雾霾的成因，北京市环保局比较认可“内因外因相互作用”这种观点。从外因来讲，沿着北京周边的外延圈，有接近3亿吨水泥建材生产能力、3亿吨钢铁的产能、3亿吨原煤转化为火电的能力，还有上千万吨标箱的平板玻璃和石化工业，这些对北京雾霾贡献率有接近1/3的比重。内因则大多是低空源，尤其是500多万辆汽车产生的尾气。北京的城市规划导致高楼大厦数量众多，不利于低空源的扩散，再加上外围高架源向北京内部输送，就是北京形成雾霾的重要原因。
中国矿业大学教授王立杰表示，煤炭的利用带来了雾霾，这点不可否认。但如果把雾霾主要归结为煤炭，有点不公平。中国经历了30年的高速增长，经济增长离不开能源的增长，在这期间，煤炭作为一次能源，占我国能源消费总量的70%左右，但我国目前的能源结构想快速改变是不现实的，只能逐步减少化石能源，特别是减少煤炭，同时发展新能源，这个过程至少需要20年。现阶段，要在发展新能源的同时，紧紧抓住煤炭的清洁高效利用，在高效发电和煤化工方面做文章。
国务院研究室综合经济司司长范必表示，现在限制能源使用的措施有很多，而且都是以治理雾霾为主，如：限煤、限电、限汽车等，但这些限制性政策作为公共政策出台时，却没有告诉公众这种限制到底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减轻雾霾。“一直都是认为，限了比不限强，总能起点作用，但作为科学决策来讲，还有很多不足的地方。能源的使用是支撑一个社会文明进步的动力，在限制能源使用的时候，特别要考虑到对于整个社会文明进步会产生什么负面影响。”雾霾中的中国何去何从，面对这个问题，国务院参事徐锭明表示，2050年德国能源方案是“688”，即到2050年，德国可再生能源要占能源体系的60%，可再生能源发电要占80%，二氧化碳排放比1991年降80%。“在德国2050年能源方案中有一句话，能源方案就是要重塑德国，我们的能源革命要重塑中国。”徐锭明称。
对此，范必也表示，能源结构的调整是一个长期过程，往往需要几十年时间，不能一蹴而就。目前，煤炭的清洁利用是一个比较现实的选择，在今年4月份召开的能源委第一次会议上，明确提出要新上一批高效、清洁的燃煤火电机组，促使火电厂转型。在页岩气技术大幅发展后，全球化石能源储量增加，使得中国减少煤炭使用、增加优质能源的使用变为可能，“从煤气时代进入油气时代，本身也是一种减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