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环境报记者宋杨
在日前召开的2018中国蓝天观察论坛上，健康影响研究所副所长Robert O"Keefe指出，中国在过去几年取得了空气质量的大幅改善，带来了巨大的公众健康效益。国外在应对空气污染带来的健康风险方面有哪些经验可以借鉴？对中国下一步的空气质量改善有哪些建议？对此，本报记者采访了Robert O"Keefe。
中国环境报：近年来，全球大气污染形势有哪些变化？不同区域污染物的成分有什么特点？治理难度是否加大了？
Robert O"Keefe：根据健康影响研究所即将发布的2019《全球空气质量状况》数据显示，世界上90%以上人口生活的地区，空气质量不能达到WHO最严格的空气质量指导值。
不过，好消息是，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经过多年的努力，空气污染在过去的50年间已显著下降至相对较低的水平。中国在2013年-2017年之间取得了空气质量的大幅改善，而亚洲其他国家则有较大的努力空间。中国在治理空气污染方面累积的经验和技术值得其他亚洲国家学习。
展望未来，颗粒物带来的空气污染仍然是全球主要关注的问题，同时，臭氧正成为发展中经济体面临的新挑战。无论是高水平还是低水平的臭氧污染，都与慢性支气管炎和哮喘恶化以及死亡率有关。与其他污染物的下降趋势不同，随着挥发性有机物和氮氧化物排放的增加，以及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臭氧水平逐渐升高。臭氧不仅是中国和其他经济体中出现的新问题，也是一直以来困扰美国的空气难题。
中国环境报：目前在中国，正在推动地方党委政府承担起生态环境治理的责任。您认为，怎么能真正让他们了解空气污染带来的风险，并将这种意识融入到政策措施中？如何让他们意识到加强空气污染治理可以减少在健康疾病上的投入成本？国外有没有这方面的成功探索可供借鉴？
Robert O"Keefe：即将发布的2019《全球空气状况报告》中的数据证实，2013年-2017年，中国主要的空气污染物水平稳步下降，74个主要城市的PM2.5和其他污染物浓度水平都有所改善，避免了因空气污染导致的70多万寿命损失年和4.7万例过早死亡。中国的有力行动值得赞扬。这些减排措施不仅显示了有效的初步进展，同时也向其他国家发出了一个信号，即通过精细的规划和积极的措施，可以在保持经济发展的同时，降低空气污染水平。
但同时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中国在清洁空气方面仍需做出持续不懈的努力。从历史上美国和其他国家的经验来看，经济放缓期间，企业生产压力增加可能会导致工业排放加剧，政府的监管举措也可能受到企业的抵制，尤其是中小企业。因而，治理空气需要持之以恒的决心和行动。
您提的这个问题很好。世界各地的官员都面临同样的挑战：如何基于事务的优先级作出决策，以将有限资源用于解决最重要的问题。在中国，包括空气和水在内的环境污染显然备受关注。一个好的清洁空气政策会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和健康效益。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与气候和清洁空气联盟最近发表的《亚洲解决方案评估报告》指出，为了充分有效地减轻空气污染，必须将城市的清洁空气行动纳入区域和国家的行动方案，以解决区域传输问题。在美国，各州历来联合起来成立传输委员会，以减少臭氧和酸雨等区域污染物。事实证明，这一办法非常有效。一些短视的减排措施因此得到了规避，例如，简单地将污染源从城市转移到郊区等周边地区。据健康影响研究所的报告《中国燃煤及其他主要污染源造成的疾病负担》，燃煤带来的颗粒物在中国不仅影响本地空气污染，也会经过大气传输影响到远方。
为了鼓励地方官员更多从公众健康角度制定决策，可以对公众宣教，告诉他们空气污染带来的健康影响。城市的空气质量管理复杂，污染源组成差异较大。车辆排放污染可能在一个地区是空气污染的关键因素，而另一个地区则是工业或是农业燃烧起主要作用。因此，也需要让官员对不同污染源的健康影响有所了解，这对地方政府制定有效的策略来保护公众健康至关重要。
中国环境报：作为美国环保局国家清洁空气法案咨询委员会的成员，请问在减轻污染对健康效益的影响方面，美国近期有没有新的研究？从研究数据中得出什么结论？
Robert O"Keefe：跟踪减轻空气污染带来的健康和其他益处，对于衡量公共卫生益处和避免或增加成本都是至关重要的。在美国，法律要求环保局定期向国会和公众提供对美国《清洁空气法》的效果和成本的全面评估。最新的评估报告显示，到2020年，美国《清洁空气法》修正案能有效降低细颗粒物和臭氧的污染水平，降低慢性支气管炎和其他呼吸系统疾病以及心血管死亡的风险，有望防止超过22万人的过早死亡。此外，这些污染物减排带来的健康效益远远超过了控制这些污染物的成本，约为30倍。这些收益还不包括降低这些污染物水平对缓解气候变化的益处。
空气质量管理的问责机制有多重含义，其中，减排和保护公众健康方面的有效性也是内涵之一。在美国和欧洲，政府越来越重视建立污染和健康水平的基线，以跟踪政策实施后的变化。这种方法有助于向决策者提供政策评估，说明哪些措施有效，哪些无效。中国当前的清洁空气行动中，已经采取了强有力的问责机制，可以考虑将健康评估也纳入这一机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