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自然保护地是保护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的有效措施，是设立生态屏障、维护国土生态安全的重要手段。然而，自然保护地在建立形成的过程中也伴随着各类自然保护地边界不清、土地及相关资源产权不清晰、自然保护地管理边界不清、保护与发展的矛盾突出等问题，需要认真研究。
◆全占军 罗建武 朱彦鹏
2019年1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委员会第六次会议提出，形成以国家公园为主体、自然保护区为基础、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管理体系。建立自然保护地是保护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的有效措施，是设立生态屏障、维护国土生态安全的重要手段。
1956年-2017年，我国陆续建立各级、各类自然保护区2750处，占陆域国土面积的14.86%。这些自然保护区范围内保护着90.5%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85%的野生动植物种类和65%的高等植物群落，以及300多种重点保护野生动物、130多种重点保护野生植物。
然而，自然保护地在建立形成的过程中也伴随出现一些问题，如各类自然保护地边界不清，交叉重叠，缺乏协调机制；土地及相关资源产权不清晰，自然保护地管理边界不清，保护与发展的矛盾突出等。为做好新时期自然保护地生态监管工作，推动自然保护地健康可持续发展，笔者认为，关键要处理好以下几方面关系。
处理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关系
我国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决定了处理好自然保护地内人与自然关系的重要性。据统计，我国生活在自然保护区核心区、缓冲区的人口有100多万，平均每个自然保护区内定居人口近7000人，周边社区人口平均数量为5万人，促进保护地社区发展与自然和谐共生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课题。
为此，笔者认为，可将减贫作为自然保护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前提，在保护区率先实现脱贫攻坚与污染防治攻坚的有机统一。以三江源国家公园为例，为了同时增强当地牧民参与生态管护的积极性和脱贫致富的能力，当地组建了由生态管护员组成的生态保护队伍，使牧民由草原利用者变为生态管护者，鼓励引导并扶持牧民从事国家公园生态体验、环境教育服务以及生态保护工程劳务、生态监测等工作，让牧民在参与生态保护、国家公园管理中获得稳定收益。据了解，建立国家公园以来，当地牧民每户平均年收入增加21600元。
处理好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关系
生态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问题，关键是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有效途径。各级保护地在编制保护规划的过程中可体现发展方式，但前提是要经过严格的科学论证，把社会经济活动限制在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可承受范围内。
例如，四川省平武县返乡创业青年团体为了维护“熊猫蜜蜂”的价值，社区自主参与保护，自觉建立了关坝沟流域自然保护小区。再如，三江源澜沧江源区举办“昂赛国际自然观察节”，在当地牧民向导的带领下，多国自然科学爱好者在规定区域发现记录包括雪豹等物种在内的多类群物种影像及分布信息，仅4天时间，这一活动为当地21个示范户带来了46万元的收入，在保护前提下，实现了自然资源向自然资本的转化。
处理好自然生态保护与原住居民文化关系
自然保护地保护的核心问题是生物资源的持续利用与保护，自然资源的保护途径不仅包括现代保护生物学的措施，还要注重挖掘原住居民传统的保护手段，如以文化和传统信仰为基础的生态环境保护。少数民族独特的生态文化多样性与生物多样性相互依存、互相适应，为我国生态环境保护提供了宝贵经验和参考价值。通过传统文化的挖掘与传承，增强保护地居民节约意识、环境意识、生态意识，培育生态道德和行为准则，对自然保护地的发展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例如，有研究者认为，游牧是遵循自然规律、保护蒙古草原和青藏高原生态平衡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黔东南侗族地区禁伤蜘蛛和鸟类、禁捕食蛇和蛙、禁伐古树等禁忌文化，对生态保护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具有积极作用。
处理好保护地与周边区域发展平衡关系
自然保护地内外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成为保护地监管面临的重要问题之一。保护地及周边地区居民传统上依赖于自然保护地内的各种资源，严禁随意开采和开发后，当地居民的生活来源就可能被切断。这种发展不平衡会增加生态监管和地方工作的压力。
为此，应尽快完善跨区域、跨流域的生态补偿机制，以生态系统价值核算为抓手，围绕补偿主体、补偿依据、补偿数量、补偿形式等有关环节的问题进行研究。四川省青城山的生态补偿实践，是我国较早开展保护区生态补偿探索并取得成功的案例之一。成都市决定青城山门票收入的30%用于生态保护，随后四姑娘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也参照这一模式，实现社区与保护地和谐发展。
处理好当前保护与长远受益的关系
在生态环境保护上一定要算大账、算长远账、算整体账、算综合账，不能因小失大、顾此失彼、寅吃卯粮、急功近利。促进当代人和后代人在自然资源和生态服务方面的利益合理分配，是厚植生态文明建设基础的重要内容。
生态系统价值核算通过计算自然资源中生态资源的存量及服务价值，将一个地区一定时期内的生态环境保护成效“货币化”，推动生态系统服务在代际间合理分配。例如，福建省厦门市、云南省普洱市等地积极探索生态系统价值核算方法，并陆续公布核算结果，地方政府在掌握当前“家底”的同时，谋划长远目标。
作者单位：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