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可持续发展道路将以低碳绿色发展为主线，这不仅是应对气候谈判的战略选择，同时也是面对资源环境压力的发展需求。“十一五”期间，我国基本实现了单位GDp能耗下降20%的节能目标，“十二五”时期推进节能低碳则还将面临诸多挑战。日前，在德班气候大会现场，清华大学低碳经济研究院院长、能源环境经济研究所所长何建坤向记者全面梳理了我国“十二五”时期低碳发展的战略。
记者：我国当前发展阶段，面临资源环境的制约，也面临应对气候变化的诸多挑战，这就是我们必须走低碳道路的背景。
何建坤：是的。我国处于工业化、城市化快速发展阶段，大量基础设施建设和工业产能扩张使高耗能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比重居高不下，能源需求以较快速度增长，面临能源资源保障、能源安全、环境容量的瓶颈性制约。如近年来我国的能源需求以每年约2亿吨标煤的速度增长，我国的石油进口依存度超过50%，二氧化硫等常规污染物排放“十一五”以来尽管呈下降趋势，但仍超过环境容量。此外，全球控制气温上升2℃的目标将严重压缩未来的碳排放空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不断增长的能源需求与应对气候变化减缓二氧化碳排放之间已经形成尖锐矛盾，必须探索低碳发展之路。
应该说，实现绿色、低碳发展，减缓碳排放，是应对气候变化的核心对策，也是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内在需求，已经成为我们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
记者：目前我国的能源结构呈现怎样的特点？
何建坤：我国可再生能源、核能发展迅速，比重持续增加，但相当长时间内仍不能满足新增能源需求，煤炭等化石能源仍会继续增长。
从2005年至2010年，我国的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增长70%，比重由6.8%上升到8.6%，发展速度、规模均居世界前列。据预计，2020年我国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在一次能源构成中比重将提高到15%，相当于7亿吨标准煤，这是2005年的4倍以上。
到2020年，我国经济会快速增长，可再生能源发展速度和规模仍不能满足新增能源需求，煤炭等化石能源的消费量仍会有所上升。同时，我们的二氧化碳排放仍将增长。
记者：这样看来，我国走低碳发展道路是必然的选择。
何建坤：2000年至2010年，我国GDp平均增长10.4%，GDp总量由世界第六跃升为第二，占世界GDp比例由3.8%提高到约9.5%。
但是，我国的能源消耗同期增长了120%，占全球比例由9.1%提高到约20%，二氧化碳排放由12.9%提高到约23%。我们的煤炭产量超过30亿吨原煤，已经超出科学产能的承载能力。
“十一五”期间我国节能减排取得巨大成效，但能源消费总量和二氧化碳排放较快增长的趋势仍没有得到根本遏制。如“十一五”期间，我们扭转了“十五”期间GDp能源强度上升的趋势，但这5年间我国GDp增长71.3%的同时，能源消费总量也增长了38%，达到32.5亿吨标准煤。
因此，“十二五”期间，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控制能源消费和二氧化碳排放的过快增长，是实现科学和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记者：在您看来，“十二五”期间我国在实现绿色低碳发展以及节能减排方面应采取哪些重大举措？
何建坤：中国已经把GDp能源强度下降16%、GDp中的二氧化碳排放下降17%作为约束性目标列入“十二五”规划，并把上述目标分解到各省市。实现该目标的节能量，要大于“十一五”期间，形成近7亿吨标准煤的节能能力。
在能源结构上，我们提出非化石能源比重要由2010年8.6%提高到2015年11.4%的约束性目标和新增造林面积1250万公顷，蓄积量增加6亿立方米的约束性目标。
同时，我们还提出了“十二五”期间合理控制能源消费总量的设想。“十二五”期间，发展方式的转变必须改变以投资和出口为主要驱动力的增长方式，扩大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记者：要实现这些目标，我们还要在多个方面下大力气才行。
何建坤：我个人认为，建立以低碳排放为特征的产业体系和消费模式，是实现低碳发展的核心内容。
比如，我们在近期可以大幅度降低GDp的碳强度为目标，提高碳排放的产出效益，长期控制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实现经济增长与二氧化碳排放脱钩。
同时，中国长期能源战略必须考虑二氧化碳排放空间的制约因素，在强化节能的基础上，建立并逐步形成以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为主体的能源体系，到本世纪末实现近零排放。
政府要出台大力扶植和激励政策，为企业技术创新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和市场环境。另外，我们已在五省八市建立低碳试点，这些地方在绿色低碳发展理念、部署和行动方面，有望起到积极的引领作用。
此外，我们还需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需要有科学的发展理念、明确的战略思路、前瞻性的部署、总量控制的“倒逼”机制以及日益强化的政策措施。我们要抓住本世纪第二个10年和平发展的黄金机遇期，在相对宽松的国际环境下，自主实现发展方式的根本性转变，实现绿色、低碳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