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悦颖 叶维丽
排污许可制度在我国实施由来已久，但至今未成为针对污染点源的核心管理制度，其主要原因是制度本身的不清晰、不衔接和不到位。时至今日，在国家排污许可制度改革启动之时，反思这项制度运行的问题，剖析国际先进经验的可取之处，对我国排污许可制度改革有着重要意义。
目前排污许可制度的弊病
我国从上世纪80年代后期在地方试点排污许可制度至今，已经有20多个省（区、市）向总计20余万家企业颁发了排污许可证。但是，这项制度定位不明晰、制度不衔接、监管不到位，存在制度缺陷与技术难点，难以有效管控排污单位的环境行为。
一是未成为点源环境管理的核心制度。一方面，排污许可制度并未获得充足的法律支撑。虽然上位法律对排污许可证做出了原则规定，但程序不具体、可操作性不强，多数地方无法对违反证照的企业进行监管和处罚。另一方面，排污许可缺乏制度衔接。现有环境影响评价、总量控制、排污收费、环境监测、环境统计、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等点源环境管理制度之间缺乏协调关联，排污许可制度未能起到企业环境管理核心政策的作用。由于缺乏许可证的统领，各项制度只是在污染防治的某一个阶段发挥作用，其主要功能表现出很大局限性，难以有效实施。
二是排污许可制度未能有效覆盖大部分污染源。各地在颁发排污许可证的过程中没有统一规定发证范围、发证程序、证照样式与许可内容等关键要素，因此或多或少存在对部分污染源的管理缺失。在已经进行污染物申报登记的企业中，只有30%左右获颁排污许可证；发证范围和种类不全面；排污许可证未能与环境功能区划挂钩，对改善环境质量作用很有限。“重证轻管”现象普遍，证照内容比较空泛，各地发放的排污许可证载明的内容较为简单，仅有排放标准、主要污染物总量指标等数据，未对企业治理工艺流程、污染物排放地点、排放方式、排放去向等做出详细要求，也未将处罚结果记录在案，难以作为执法依据，无法起到守法和执法“百科全书”的作用。
三是许可证的管理手段并未跟进，源头准入容易，但证照管理缺失。多数地方排污许可证的管理形式简单，仅起到排污资格证的作用，未对企业遵从环境影响评价、环境监测、信息公开等法律法规提出明确要求，更缺少“一厂一策”的个性化措施。另外，许可停留在发证阶段即结束，制度的实质性作用并未发挥出来，没有体现在企业的日常管理之中，证后监管薄弱。基层环保力量不足，发证后难以实现全面监管，难以杜绝非重点企业的违法行为。
四是发放后的排污许可证用途不明。排污许可证用途不够明确，由于目前没有以国家文件形式出台详细的处罚条款，因此各级管理部门均无法依据法律执行无证排污的处罚，更无法要求企业执行按证排污。即使在部分地区，排污许可证的监督管理理念相对先进，也仅是把排污许可证用于银行借贷、金融准入等部门的管理需求，没有形成环保部门实质性的管理模式。
国际排污许可制度带来的启示
美国、瑞典、挪威、德国、日本等不少国家都实行排污许可制度并卓有成效，但各国实施许可证的目的与出发点各有不同，实施手段各有区别，对中国的排污许可制度改革而言，有可借鉴的内容，但也不能一味模仿。
可资借鉴的国际经验有：
全生命周期的排污许可。发达国家的排污许可制度，基本实施的是全生命周期的排污许可。以美国NPDES排污许可证为例，只要有向水体排放污染物的设施或活动，均需要获得排污许可。这一许可是贯通项目建设、试生产、运营、监管、后期评估全过程的许可。环境影响评价则是申请许可过程中的相关证明文件。因而，对于排污设施的建设与运行而言，实行的是一证式管理，不存在多重许可的问题。
排污许可证与环境质量相衔接。在国外，为了将污染源的排放行为与环境质量挂钩，一般通过建立污染排放与环境质量之间的响应关系，确定允许污染源排放的浓度与总量限值，典型代表就是美国的TMDL计划。随着污染形势的复杂化，发达国家的排污许可从最初的仅面向固定点源开展，到逐步将其他形式的污染源加入许可范畴，如暴雨许可证、船舶临时污水排放许可证等。我国虽然在短期内难以在全国层面铺开基于环境质量的污染源管理，但可以在环境质量超标的区域（流域）或具体控制单元中，根据需要改善的指标需求，建立排污许可量与环境质量之间的响应关系，以环境质量约束排污许可量。
精细化的证后监管模式。不论美国还是欧盟各国的排污许可证管理，都建立在完备的法律框架基础下，以完善的管理框架与精细化的制度体系设计作为排污许可制度顺利实施的保障。美国通过《清洁水法》、《清洁空气法》，欧盟各国通过“欧盟工业排放指令”（IED）的框架，搭建了一套完整的排污许可体系，包括完善的听证、罚款、法律监督程序。美国根据污染物的种类、排放量、排放特征和对环境及人体健康的影响程度，采用不同的许可证类型以及相应监管模式；欧盟颁发排污许可证时也建立了完善的监督监测体系和标准规范，为环境综合决策提供支持。
凸显企业主体责任的重要性。各国实施排污许可证多年，企业自主承担治污主体责任的思路已深入人心，而政府主要是对企业排放行为开展监管。在我国，管理部门对企业“全管全控”的思路尚未完全扭转，在部分地区，企业的排放责任被加诸于地方环保部门。这一方面导致企业众多、地方环保部门难以管住；另一方面，地方环保部门承担了企业不依法排污带来的社会责难。强调企业主体责任，要求企业自主申报、自主承诺、自主监测，就是为了把相关责任还给企业，地方环保部门要承担的是监管与处罚职责。
笔者认为，对于一些国际经验，应结合我国国情，在消化基础上予以适当吸收：
综合许可与分项许可。欧盟实施综合许可证，而美国实施水、气分项许可，这与政策实施背景相关。美国《清洁水法》出台较早，水质管理局也较为强势，首先推出了NPDES水污染物排污许可证并予以实施。虽然综合性的排污许可一直是美国管理人员认为理想的管理模式，但由于历史原因与技术障碍，后来制定的《清洁气法》以及大气排污许可证已经难以并入管理。从美国与欧盟经验来看，综合许可与分项许可只是排污许可证的表征形式，其内涵表现则没有区别。根据我国实际情况，综合性的排污许可制度更符合简政放权的要求。
按设施发证与按企业发证。国外按设施颁发排污许可证主要是基于精细化管理要求，根据排污特征分设施管理。鉴于国内环境管理水平不高，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建议以“一企一证”为基本要求，先关注末端排放；在有条件的区域或者行业，可以对设施或生产线提出更高管理要求。
与环境质量、环境容量挂钩。与环境质量衔接是排污许可制度设计的未来方向。由于我国现在的管理体系尚不够完善，现阶段将许可证与质量完全衔接还有一些问题需要解决。要实现污染物排放量与环境容量/环境质量关系的关联，在近期的排污许可制度管理中还需要进一步探索，现阶段应首先抓好许可证的核发与证后监管。
推进排污许可制度改革建议
要推进我国排污许可制度改革，笔者建议如下：
将对事前审查手段的严格要求逐步转移到对事中管理手段许可证之中。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是对建设项目实施后可能产生环境影响的预测。“三同时”验收则是对在环境影响评价批复文件中要求企业完成的污染治理任务进行验收的过程。对环境影响评价的审查是在项目建成之前即已完成，对建设项目环境保护工程建设“三同时”程序的审查则是在项目建成之初完成。这两步审查工作，从某种角度说，并不能保证项目在实际运行中产生的环境影响与审查结果完全一致，而项目在运行中实际可能发生的环境影响才是监管重点。这类监管应该贯穿于项目运行整体过程，并不是某一个环节。
因此，建议将事前审查的严格程度向后转移。一方面，在事前要求环境影响评价的结论更为贴近实际建成后的项目运行情况，只需要符合国家、地方法律法规和产业政策等要求即可发证；另一方面，证后监管应与事前企业自承诺的、在排污许可证中为企业制定的排放要求严格一致，当企业未按照证照要求排污时则启动处罚程序。处罚程序应包括行政处罚和必要时的刑事处罚，具体处罚方式应逐步通过法律法规等予以固化。
对申请许可证的企业实行“宽进严出”政策。所谓“宽进严出”，是指企业按现有的法律法规开展排污行为即可，并不要求企业在申领许可证时自证其的确已达到法律法规相关要求，即不在发证环节对企业设定额外的门槛。排污许可证是一种“身份证”还是“持枪证”，业内一直为此争论不休，两种声音皆有一定道理。但“持枪证”理论提出必须要求企业满足一定条件后才能持证，类似警察持枪，相关要求比较严格，这样势必将不少企业直接挡在许可证门槛之外。而在很多地方环境管理不甚严格、水平不甚高超的当下，也就意味着这些企业中的大多数会始终游离在有效监管之外。
因此，笔者认为身份证的管理模式相对比较合理。在企业诞生之初即承认其排污可能性，同时根据法律法规提出适当的管理要求，这时并不要求企业直接具有合法排污的属性，而只需要企业承诺按照许可要求进行排污。这种方式只能代表企业所签署承诺书的内容是合法的，而不代表在签署承诺书、领取许可证之后企业的排污行为一直合法。这一方面可以把环保部门从难以对企业开展合法性认定的困境中解脱出来；另一方面，执法和处罚行为的加强，也使企业感受到许可证背后所代表法律的震慑作用，从而使这一制度能够成为有成效的环境管理制度。
对排污许可证的许可内容和载明事项需要予以区分，并明确两者之间的差异。根据《行政许可法》，“有限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公共资源配置以及直接关系公共利益的特定行业的市场准入等，需要赋予特定权利的事项” 可以设定行政许可。针对排污的行政许可，在内涵上是赋予污染源允许其排污的特定权利，从而将环境容量这种公共资源配置给污染源。因此所有许可内容都必须围绕“排污的权利”这种属性进行规定。另外一层含义是，与排污不相关内容，应不在排污许可证的许可内容中予以规定。但与企业环境行为密切相关的内容如监测要求、执行报告、环境应急等，并不属于许可内容，却属于许可之外必须有的相关要求，应在载明事项中予以明确。
许可证管理可首先选择部分地区、部分行业开展试点，之后再在全国铺开。在试点的选择上，可以挑选条件相对成熟、对制度改革积极性较高的地区，以及污染相对严重的行业开展。在试点地区开展许可证制度管理应主要考虑与其他管理制度的衔接，如环境影响评价、排放标准要求、区域/流域环境容量分配、排污权初始核定等。在试点过程中，对拟定的制度改革可采取不断改进的模式。在试点行业开展许可制度管理的主要目的，是加强行业环境行为的管控。因此，应主要明确企业与环境管理相联系的各技术节点，如主要排污点的管控、环境监测要求、环保部门的监管模式探索、信息公开等。上述两类试点可以分别从企业与外部的关联性，以及企业内部的管理特征两个层面对许可制度进行更为深入的探索。这对制度建设的不断完善不无裨益。即使在许可制度全国推广之后，仍然可以保留一两处试点地区和行业，继续探索制度的完善之道。
作者单位：环境保护部环境规划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