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没有人说得清一座城市的刺猬、黄鼠狼、蝙蝠都分布在哪里时，生物多样性管理、风险评估、疾病防治从何做起？总不能靠拍脑袋现猜吧？”复旦大学教授、世界自然保护联盟专家王放，目前正在带领他的团队与百名市民组成的“公民科学家”们，利用在户外布设的80台红外触发相机，日夜记录着上海城市中野生动物的分布和变化。
这项调查研究将产出两种成果：一种是持续的城市动物调查，另一种是不断产生的公众意见。“这两样产出加在一起，也许有机会得出一个答案：城市中的人们，能否与野生动物和谐共生？”
通过这项研究，这些野生动物研究者们正在尝试为城市中的野生动物与人群，搭建起一座共生的桥梁。
城市不止是我们的家，野生动物也在其中觅得其所
“在上海青浦区，我曾经和一只貉度过了很多奇妙的时光。”王放说，似乎每个人都听说过“一丘之貉”这个成语，但几乎很少有人知道，它其实是我们身边一种真实存在的动物，而不仅仅是一个传说。
这种反差也进一步激发了他的思考：野生动物从来都不止存在于荒野之中，城市同样是它们的栖息之所。它们已经与我们的日常生活密不可分，而我们对它们的了解却少之又少。
于是，以貉为代表，对野生动物在城市中的追踪开始了。结果却出人意料：仅在上海就有超过60个小区记录到野生貉。从上海到南京，从苏州到杭州，整个长三角区域都有它们的身影。
除了数量多，它们还取食人类丢弃的垃圾，藏身于墙体空隙、桥墩裂缝、废弃下水道等。王放说，这些适应性的背后，对人类而言，意味着什么？相互之间是否会有冲突？这些问题却处于研究缺失中。
“野生动物的适应性值得关注，因为很可能在未来，广泛存在于城市中的野生动物，会带来复杂的城市管理问题。”王放说，他在美国弗吉尼亚州生活期间，就有一只浣熊扒拉开他家的推拉门索要食物。之后的几天，这只浣熊便爬上电线杆闯入研究所办公室寻找食物。最后，因为咬电线，造成实验室持续两天停电，而这只浣熊也被电死。
在美国，野生动物除了破坏房屋，还带来火灾、污染、传染病，以及每年数千万美元的财产损失。放眼其他国家和地区，类似的事件也时有发生。
“如果我们不了解这些物种的分布和数量，不监测它们的种群增减、适应性变化，等真出现问题的时候，岂不是只能靠‘拍脑袋’来解决问题？”在王放看来，那些“拍脑袋”的方法就包括了投毒、扑杀，而这些方法非但没用，反而还会引发连锁的生态灾难。
“无论是物种保护还是自然资源管理，首先都需要了解。没有了解，一切都失去了基础。”王放说，只有了解城市野生动物的分布和习性，搞清楚它们对人类活动的响应，评估它们与人类生产生活的重叠范围，才有可能制定出合理的管理方案，城市居民与野生动物怎样和谐共生，才有路径可循。
持续数年的调查，是为了期待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
城市生态系统是与人类关系最为密切的生态系统。然而如今，很多城市却处在严重的生态系统退化当中。而令它逐渐恢复并完善的未来，需要很多人的共同参与。
“将不同领域、不同行业的人的意见集中起来，才能够制定出让公众更加满意的环境政策。”正是秉承这样的理念，疫情之前，王放和团队在上海组织了一支百名市民队伍，利用80台红外触发相机，开始调查野生动物与人类的关系。
如今，调查地点已经包括了共青森林公园、滨江森林公园、上海植物园、上海动物园、闵行体育公园、虹旭社区、复旦大学校园浦江郊野公园等十多个区域。同时，对调查地点的清单，每个月仍在增加。
关于整体活动的目标，团队也进行了规划：一个是科研目标，相当于给城市野生动物摸底，另一个目标是进行环境教育。“我们希望借此培训一批人、生产出一批科普作品，同时也希望最终能找到一两个地方做城市野地恢复。”王放说。
前期调查规划了3年时间，他们计划在2022年结束第1次大的监测，完成对城市中50-60个地方的取样，布设超过1000台次的红外触发相机。
“开展这项研究工作，从未像今天如此急迫。”王放说，就目前城市生态系统研究而言，人们更多还是从本地调查的角度去看待城市生物多样性，比如给城市中的鸟类和青蛙列个清单。但对于变化中的城市，例如长三角一体化过程中整个区域的生态系统会怎么变？它怎么影响人？是否涉及生态安全问题？对于这些需要长期跟踪的研究工作，却是非常欠缺的。
回头来看，这项耗时将达几年的调查工作背后，是他们对一个更加美好世界的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