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志青
12月21日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稳定经济增长，要更加注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近期，中央领导已经连续在不同场合提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议题，并迅速成为各界热议的话题。这表明，在新的发展背景下，社会经济各项改革进入深水区，急需从经济学理论层面为本轮改革进行诠释。如何理解绿色发展在全局中的重要性，特别是从供给侧改革的视角来理解绿色发展？这无疑与我们对进一步深化改革的理论认识，以及有效合理推进绿色发展的实践密不可分。
表面上看，生态环境问题是来自需求侧的问题，但实质是供给侧出了问题。尤其是在特定的发展阶段里，社会经济的供给受制于国内外的需求规模和需求水平、技术条件以及认知和制度上的各种约束，进而陷入低水平的供给陷阱。结果不仅造成生态环境恶化，还带来大量的无效供给，主要体现为需求不足。
一般而言，供给侧造成的生态环境问题分为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两方面。直接影响主要体现在3个方面。
问题一，生产方式的粗放性、产业结构的不合理、市场机制的缺位以及规制的失灵等。生态环境问题往往被视为消费端上的问题，譬如不合理的消费观、过度的消费等。之所以如此，是由于消费已经在很多地区成为污染的重要排放源，以及消费部分带动了生产的错误发展，譬如造成生产的过度竞争等。这样，生态环境问题无疑与消费及消费者有紧密关联。但事实上，粗放消费造成粗放生产的逻辑并不适用于所有的发展阶段。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时，很大程度上受收入水平的限制，但随着经济发展层级的提升，收入水平的提高已经大大改变了消费的质量和形态。具体表现在消费支付能力有所提高，消费品味也在发生改变等。此时，如果消费端仍然粗放，那么只能说是粗放的生产和供给方式在驱动粗放的市场需求。这一点可以从大量的海外购买中窥见一斑。
问题二，由于忽视消费上的变化，供给侧在自娱自乐的过程中逐步进入闭环的自我循环发展。一个粗放的产业一旦形成，就需要另一个更加粗放或者同等粗放的产业予以配套或支持。若干个粗放的产业又需要一整套相应的基础设施以及制度进行支撑，然后循环往复。最终，供给侧上的粗放就被逐步放大，而且自成体系，并形成路径上的依赖。显然，这样的路径依赖实则已经与消费的关系不大，结果，正是这样过重的粗放型产业结构，而不是消费压垮了生态环境。
问题三，究竟是什么的原因造成了如此的资源错配？是市场机制的缺位还是政府的过度干预？应该说，供给侧上出现的问题既有长期的历史因素，更有当下的体制机制因素。尤其是在产业发展进入自我固化和循环后，没有及时引入并建立完善的市场机制，扭曲的价格机制让供给侧一错再错，生态环境的利用效率在边际上逐步下滑，这又迫使经济要动用更多的资源能源。循环往复之下，生态环境资源在价值低估的情况下被大量错配性使用，直至最终的生态环境恶化。
不合理的规制制约了绿色发展。应该说，即使在经济发展的最初阶段，也制订了相应的环境规制以及相应的保护政策，但效果却不佳。原因何在？这是因为这些规制存在较大的不合理，规制本身理应用于克服市场的某种局限性和不完善，但事实上，在发展过程中，规制屈服于市场的压力，不是规定、规则走样，便是执行不到位。这样的规制有点适得其反的效果，不仅没有帮助供给端走向绿色，反而助长了粗放的生产方式，制约了绿色发展。
除了直接影响外，供给侧的问题对生态环境还有间接影响。主要体现在：一是总供给水平超过总需求。产能过剩是当下中国诸多产业心中的痛，尤其是上游资源型产业，更是已经连续几年无法走出产业寒冬，这与供给侧本身的过度发展有关。所谓过度发展是相对于国内外有限的需求水平和需求增长速度而言，这样的供给显然是过量的，超出了短期内社会经济所能消化的水平。由此，供给侧过度扩张给生态环境带来的影响在于，无论供给侧如何提高效率，仅就巨大的生产及排放规模而言，就足以压垮某些地区乃至全国的生态环境。
二是总供给结构与总需求不匹配。供给侧的影响还在于，不合理的供给结构带动了相配套的产业、产品和技术也随之出现过剩。其结果是，当需求出现变化后，受到锁定效应的影响，供给结构很难在短期内进行调整，进而惯性地继续发展，造成供给和需求在结构上的错配。随着总供给在资源配置上陷入扭曲，供给侧的整体效率自然不可避免地出现断崖式下滑。
从上述直接和间接两方面内容可以看出，旨在重新调整供给侧总量和结构的绿色发展实则有着非常重要的供给侧改革内涵。第一，绿色发展意味着，低碳循环和减量化的经济增长方式有利于削减过度供给，消化过剩产能；第二，绿色发展还意味着，低碳循环和减量化的经济增长方式将有利于满足新的需求，调整供给结构，消除供需缺口；第三，绿色发展、低碳循环和减量化的经济增长方式还有利于纠正生态环境资源的扭曲配置，提高资本、劳动等要素的配置效率。
从供给侧改革的角度看绿色发展，当务之急在于绿色发展要致力于服务社会经济供给侧的优化进程，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通过严格的环境保护制度强化对于低端供给侧发展的约束，着重建立和完善多层次、有弹性的环境监管体制；通过市场中的信息机制、声誉机制等加强与资本等其他要素的结合，如发展绿色金融、绿色信息披露等制度，来确保资本市场等发展沿着绿色轨道前进；通过引入绿色供应链管理制度，确保供给侧在全生命周期上的绿色化，满足即将兴起的全球绿色消费需求；实施符合国际规范的企业环境报告制度，提高事中事后环境监管水平。只有切实遵循绿色发展理念，推动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才能真正使中国经济走出生态环境恶化的泥沼，重新找回绿水青山和蓝天白云。
作者系复旦大学环境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