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于近日公布，一个引人注意的数据就是，10年来，一些大城市中的外地人口显著增加。北京市外来人口从五普占常住人口比重的18.9%上升到六普的35.9%。上海市常住人口为2301.91万人，其中外省市来沪常住人口为897.70万人，占39.0%。广东则出人意料地跃居全国人口第一大省，外来人口大幅增长是其主要因素。这些数据为控制大城市人口总规模提供了充分的依据。
人口大规模地向北京等大城市流动，加大了城市的资源环境压力。在影响城市发展的诸多要素中，水资源是最重要的制约要素。尤其像北京这样没有大江大河的城市，水资源紧缺成为需要解决的首要而紧迫的问题。北京市人均GDp要翻番，就必须有足够的水资源量保证。近几年来，控制北京市人口的呼声越来越高，并正式提上了政府议事日程。北京市“十二五”规划纲要把“努力遏制人口无序过快增长”作为未来5年工作的重中之重，提出要加强人口调控管理。
但是，在市场经济中，劳动力自由流动是客观规律。像北京这样的大城市能否控制住人口的进入和城市的膨胀，还是一个未知数，因为目前并没有现成的有效措施。当前，一方面，社会不断呼吁放开户籍制度，另一方面，又要控制城市人口增长，这是一个两难问题。在城市化过程中，人口向大城市集中是一个必然经历的阶段。在现阶段，城乡之间、大城市与中小城市之间差别很大，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在就业、医疗、科技、文化教育等方面，具有巨大的资源优势和天然的吸引力。因此，人口向经济发达地区和城市流动的总体格局短期内不会改变。例如，作为最大的劳务输出省份，四川省的常住人口2010年比2000年减少了288万人。
有一种观点说，可以通过提高居住成本来限制人口的进入，但是，居住成本能不能提高不是由政府说了算，而是由市场说了算。近年来，除了房价以外，大城市的门槛实际在逐渐降低，而不是升高。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很难看出大城市的人口能够下降的迹象。再说，像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如果控制外来人口的进入，对于经济社会发展会产生什么负面影响呢?这也应该做出科学的、客观的评估。这次北京市人口普查的结果显示，外地来京人员性别比大幅下降促使北京人口性别比趋于合理;同时，外地来京人员人口年龄结构比较轻，使得北京市老龄化程度趋缓。庞大的外来人口支撑了北京市服务业，如果没有这部分人的存在，北京市的整个社会生态系统是否能够良性运转?因此，有必要研究，解决资源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矛盾，有没有比控制人口更重要的、更需要优先考虑的要素?
今年年初，北京市发布了由中央财经大学邱东教授主持的《北京市资源、环境、人口与经济承载能力研究》成果。报告指出，北京市水资源承载力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2003年之前，北京市水资源承载力下降较为迅速，其中2003年下降速度为峰值15.49%;2003年之后，下降速度保持在2.97%~6.25%之间。总体上2007年比1999年下降约50%。
报告指出，在经济结构因素中，工业中“两高一资”行业是导致北京环境压力增大的最直接根源，因此不能仅仅依靠单纯发展第三产业来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从结构上说，北京市第三产业内部高端与低端行业参差不齐，低层次的产业消耗了过多的资源。课题组对北京市2007~2010年的三次产业吸纳的就业人数进行了研究。研究表明，北京市按城市经济承载能力测算的最优人口数量超载了约300万人。
经济增长方式、产业结构对资源环境的压力更为直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中国循环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吴季松指出，北京市2009年的万美元GDp用水量是203立方米;尽管连年下降，却仍高于用水量为149立方米的极端缺水的以色列。
报告还指出，北京市人口调控问题的主要症结，不是限制外来人口的规模，而是一个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与产业结构优化的问题。继续优化产业结构与布局，提升第三产业整体发展质量水平，突出发展现代服务业，是缓解北京市经济承载力的超载、控制北京市人口规模恶性膨胀的根本解决方法。
一个按水资源利用现状只能维持100万人的城市，如果采取严格的节水措施，也许可以容纳更多的人。从根本上来看，决定城市承载人口的关键因素取决于一个城市的生产模式和生活方式。如果机械地以直线逻辑思维来寻求对策，很有可能掉入新的陷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