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革命的核心在于体制革命

面对当前和未来一段时间的能源形势，决策层提出要推动能源消费革命、能源供给革命、能源技术革命和能源体制革命四个领域的革命，同时也强调了保障国家的能源安全。由于面临着较为严重的能源形势，我国能源改革呼声一直比较强烈。近段时间决策层召开关于能源改革的会议，反映了现阶段能源、环境、经济之间的矛盾突出，已经到了必须进行“革命”的程度，同时也彰显出决策层推进能源改革的决心。

在能源革命四大领域里，能源体制革命居于核心地位，也是衡量能源革命最终能否成功的标志。能源体制革命主要包括能源价格机制改革，还原能源的商品属性，构建有利于竞争的市场体系，同时转变政府对能源监管方式，建立健全能源法制体系。

能源体制最需要革命的是能源价格形成机制、行业准入和行业结构、政府调控和监管三个方面。体制革命之所以是能源革命的核心，是因为体制革命对能源消费、能源供给和能源技术革命，既有支持、也有制约作用。比如，市场竞争直接决定了能源消费、能源供给和能源技术革命的有效性，而能源价格是市场经济的灵魂和信号，所有市场参与者据此行动，行政干预能源价格将导致市场扭曲，不利于市场竞争。面对政府的价格干预，民营企业则难以应对收益的不确定性，因此形成了能源国有一家独大的局面，虽然在经济快速发展阶段有其短期的好处，但却会影响行业的可持续发展。而目前能源行业结构和准入限制不利于竞争，也具体表现为民营资本参与较少，不利于供给革命和技术革命。

能源消费革命的范围很广，主要指加强各消费领域的节能和效率，抑制不合理的能源消费，调整产业结构以影响能源消费，注重城镇化建设过程中的节能等。现阶段中国处于工业化和城镇化阶段，还需要大量的能源消费支持。中国已成为最大的能源消费国，去年石油、天然气对外依存度分别达到58.1%、31.6%，即使是储量丰富的煤炭也达到了8.13%。但是，能源资源相对缺乏，煤炭、石油、天然气的平均储采比都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另一方面，由于能源价格长期实行政府指导定价，不仅没有充分反映市场供需，也没有充分考虑环境污染和不可再生能源的稀缺成本。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政府希望以较低的能源成本来支撑经济增长和提供普遍能源服务，似乎有其合理性，但是价格作为能源消费的关键性影响因素，是节能和提高能源效率的基本动力，如果消费者没有恰当的价格激励，就谈不上能源的有效利用和节约。因此体制革命的能源价格改革是影响消费革命的关键。未来重点应在于形成充分反映市场供需、环境成本和资源稀缺成本的能源价格，使能源使用者面临恰当成本约束，这将有利于节能、提高能源效率和产业结构调整。

能源供给革命简单说是指满足能源需求的前提下改变能源结构，发展清洁能源，形成多元化的能源供应体系，保障能源安全，形成能源供给的低碳化、清洁化、多元化、稳定化、网络化的发展趋势。近年来雾霾蔓延，大量的能源消费和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被认为是雾霾的主要原因，环境治理的迫切性使能源清洁化和多元化摆在了能源供给革命的首位。使用天然气等较清洁能源替代煤炭，是短期内治理雾霾的主要措施。我国天然气特别是非常规天然气的发展，有赖于从体制上的放宽准入，鼓励民营资本参与，同时配套能源价格改革，开放管网基础设施，减少民营资本投入的风险和盈利的不确定性。

技术革命重点在于发展绿色低碳技术，推动技术、产业、商业模式的创新，促进能源利用技术与其他技术相结合，培育带动产业升级的新增长点。历史上，第一次产业革命使煤炭在蒸汽机中大量使用，电力和内燃机的技术革新是第二次产业革命的推动力，两次产业革命都与能源利用技术紧密相关，而可再生能源技术革新和互联网的广泛运用被认为是未来产业革命的基石。麦肯锡报告指出，可再生能源技术是影响2025年经济发展的12大颠覆性技术之一。技术创新需要好的环境和宏观支持，这里一定包括能源行业体制和能源价格机制，都属于能源体制革命范畴。一般而言，市场竞争越强，参与主体越多，越能够促进技术创新。企业投资回报是由成本和合理利润组成，以往能源定价实行成本加成定价和价格控制，导致企业缺乏技术创新动力。通过价格改革，理顺能源生产、运输、消费传导链的价格（如电力），则可以减少产业链扭曲，提高各个环节的技术创新激励。

推进能源体制革命过程中，体制方面的问题错综复杂，因此相互交织和相互强化。尤其是政府部门需要认识和摆正位置，转变政府职能，减少行政性直接干预，加强监管，更多采用财税补贴等经济激励手段，制定前瞻性、指导性的战略，并通过促进能源立法来加强能源监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