污染治理始于制度落实 雾霾天气止步于切实行动
除了等待APEC，还能如何消灭雾霾“还有9天，就会有好天气了。”10月25日晚上11时左右，乔梁在自己的微信朋友圈发布了这样一条消息。乔梁是一名在北京工作的智能手机工程师，他的手机上装有两个监测空气污染指数的应用，此时它们均显示着，在有着2000万常住人口的北京，PM2.5数值已经达到了442，美国大使馆的数据系统也给出了“空气有毒害”的警报。而乔梁所说的“9天后”是11月3日—亚太经合组织（APEC）经济领导人会议在北京召开的日子。APEC期间，北京政府要求整个城市停止工程施工与拆迁，北京周边的天津以及临近的重工业密集省份都将实施严格的污染控制措施，同时，超过500万辆私家车还将实行单双号限行—2008年北京奥运会时的“空气质量戒严”将再次出现在这座城市，如此，北京市民和21名参会的国家高层届时才可能在一周多的时间内天天见到蓝天。当然，乔梁的期待与“预测”不乏戏谑意味。对于雾霾，像他这样生活在北京的公司人已经渐渐养成了一种夹杂着些许无奈的乐观态度。甚至，他们对PM2.5的数值已经不像两年前那么敏感了。10月19日，乔梁戴着口罩参加了北京马拉松。在跑过天安门城楼的时候，他发了一张自拍照，并附上文字：“为人民‘服雾’”。在社交网络上，这场马拉松比赛则被揶揄为“三万人的‘人工除霾’行动”。像乔梁这样站在技术前沿的公司人其实已经形成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他们会定期收到公司派发的3M口罩；手机上长期安装着多个空气监测App，当颇为流行的App“墨迹天气”推出监测室内外空气等数据的硬件产品“空气果”时，甚至还可能会头脑发热地立刻购买一个；在淘宝上购物时，也会免不了搜搜哪家空气净化器效果好。近，乔梁看到一则消息：北京政府承诺，2030年之前使空气质量达标。“达标”，意味着空气中PM2.5年均值在35微克/立方米，去年，北京的这个数字是89.5微克/立方米。对此，乔梁表现出了他一贯的豁达—无所谓了，那个时候，他恐怕早已逃离北京。治理始于制度 雾霾止于行动对于社会流传的各种对雾霾天的议论，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这样看：“公众对蓝天的期待可以理解，但作为发展中大国，我们应该对其环境与发展的关系有清醒认识。”“PM2.5不是某一种污染物，是大气复合污染的综合反应，也是大气环境质量的综合表征，更深层次来看，是我们过去只重点控制部分污染物、较少考虑区域性污染问题以及污染排放增长过快并超过环境承受能力的结果。”作为中科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组长，对雾霾的态度可谓相当冷静，“快速发展了几十年，污染问题积累了几十年，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彻底解决雾霾问题。”“从来没有哪一个国家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经历西方国家上百年的现代化历程。”在看来，当前，我国的资源环境问题已形成有史以来为综合复杂的格局，只有构建科学有效的生态环境治理体系，才能为解决包括严重灰霾污染在内的重大资源环境问题奠定良好的制度和行动的基础。《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明确提出了5年全国空气质量总体改善的目标。对此，表示，不止5年，未来10年，都将是我国资源环境保护艰难的时期，而这10年也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时期，特别是中西部地区需更加关注。“从雾霾治理来看，根本的是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产业结构的调整，能源结构转型以及可持续消费方式的建立，这些都不是一朝一夕能解决的。”说。“从立法到规划、实践，监管、评估，每一步都要实现精细化管理，需要系统的创新，终要形成绿色发展的体制机制，才能彻底解决雾霾问题。我们必须看到，生态文明制度建设是一个长期过程，创建制度体系会面临一系列严峻挑战，任务紧迫而艰巨。”表示，一方面，必须克服传统体制机制障碍、破除各种既得利益束缚、解决新制度的理论难题，完成顶层设计，并在实践探索过程不断完善。另一方面，政治上的共识、科技的创新、收入水平的转变都给创建生态文明制度提供了机遇。“因此，未来10年，我们有必要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抓住历史性机遇，围绕长远目标，制定推进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建设的有效战略、实施步骤和支持政策，为塑造一个系统完整、运转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和治理模式而共同努力。”说。“治理始于制度，雾霾止于行动。”认为，仅有制度远远不够，更重要的是凝聚全社会的共识和采取共同的实际行动，不断提高制度执行能力和治理能力，改善政策实施环境。作为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对《大气污染防治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一共才征收到寥寥数百条意见感觉十分意外，“全社会都关注雾霾天，为什么这么重要的法律修订，却没有太多人积极参与其中呢？当前，公众对环保还要有更高的认识、具体的行动。”“《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制定了完善目标和措施，但‘大气十条’本身不能带来清洁空气，需要有关部门的努力，也需要全社会包括每个普通人的积极行动。”说。“客观地说，我国社会的环保意识仍处于初级阶段。”表示：“对于雾霾问题，我希望看到公众共同为环保出建议，共同参与大气污染治理。提出问题和批评固然重要，但是中国更需要能提出建议和解决方案的NGO，帮助公众不断提高环境意识，而不仅仅是批评和抱怨，需要从‘我为祖国测空气’到‘我能为蓝天作贡献’。”“公共参与必须有程序保障。要让公众知道该如何参与，看到参与结果，形成良性循环。”强调，必须落实《环境保护法》的各项基本原则和制度，并在《大气污染防治法》修订案中有更具体的体现和制度设计。北京提高排污费标准 大气环境类处罚金额倍增为了消除雾霾，北京确实切切实实在行动。“宁可掏排污费，不愿上新设备”“不排白不排，排了也白排”“守法成本高，违法成本低”，类似这样的说法，过去在一些单位和企业屡屡听见。排污收费标准过低、行政处罚力度不足，导致排污者自律意识低，甚至故意排污，污染环境。今年以来，北京市提高排污费标准，发挥经济杠杆的调节作用，严厉打击环境违法，发挥行政处罚的震慑作用，经济、行政手段双管齐下，让排污者付出更大成本。先看经济杠杆。今年1月1日起，北京在全国大幅提高二氧化硫等4项主要污染物排放收费标准，调整后的标准为原标准的14至15倍，为全国高水平。同时，为鼓励在达标情况下进一步减少排放，惩罚超标准排放，北京根据污染物排放情况实施阶梯式差别化排污收费政策：即污染物实际排放低于规定排放标准50%时，按基准价减半计收排污费；在规定排放标准50%至100%之间，按基准价计收排污费；污染物实际排放值超过规定排放标准时，按基准价加倍计收排污费，同时要依规处罚。提高排污收费标准，实施差别化政策，旨在强化污染者的经济责任。1至9月，北京市排污费开单金额达1.73亿元，是去年同期的5.7倍。一批单位实际排放浓度控制在相应规定排放标准的50%以下，按收费标准减半计收排污费，减半征收金额1175万元。“排多排少不再一样。”受排污费征收标准提高、缴费数额大幅上涨的影响，部分排污单位积极减少污染物排放。北京京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石景山热电厂、华能北京热电有限责任公司等重点排污单位，通过调试设备、加强环境管理和投入，从4月起大部分排放口氮氧化物排放浓度控制在规定排放标准的50%以下。北京市水泥厂有限公司等6家水泥企业降低氮氧化物排放量，第三季度氮氧化物排放浓度由去年同期的300毫克/立方米降到目前的150毫克/立方米以下，同比降低50%。再看行政处罚。《北京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自3月1日起实施，给大气环境治理提供了一件有力的法律武器。北京市环保部门周密组织全市环保执法力量，加大力度打击环境违法行为。从大企业到中小企业，从餐饮到工地，从露天焚烧到露天烧烤……单独执法、联合执法、联合督查，环保、城管等部门，对各级各类污染源的检查日益严密，一旦发现违法行为，依规处罚。所有被处罚的单位均与银行系统对接，纳入银行绿色信贷管理；被处罚单位全部实现信息公开，大气专项执法周查处的违法单位和突出案例通过媒体广泛曝光。截至9月底，北京全市共检查各类污染源单位4.7万余家次，立案处罚1930起、处罚金额5829.85万元。大气环境类立案处罚1149起、处罚金额2578.8万元。处罚起数、金额分别是去年同期的1.6倍、3.4倍；其中，大气类处罚起数已超过去年全年的1060起。平均单笔处罚金额实现翻倍增长，由去年的1.39万元提高到今年的3.02万元，增长1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