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秀凤
日前，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要加快补齐医疗废物、危险废物收集处理设施方面的短板。
新冠肺炎疫情之下，医疗废物产生量激增，各地医废处置设施面临大考。虽然我国医废处置能力近年有了很大提升，但不少地方仍然捉襟见肘，医废监管不够严、收费机制不合理等问题，仍困扰着行业发展。
与生活垃圾处理设施建设一样，选址难的问题一直伴随着医废处置设施项目建设。据报道，湖南湘潭医废处置中心曾历经6年时间、先后20多次选址才得以建成。还有一些地方的医废处置中心建成后，因周边群众抵制而无法点火运行。破除“邻避效应”，是各地在建设医废处置项目时，必须首先考虑的问题。
根据规定，医疗废物由医疗机构负责分类收集、打包封口并做好标记，然后交由第三方使用专门车辆运送至医废处置中心，进行集中处置。《医疗废物管理条例》第二十五条规定：医疗废物集中处置单位应当至少每两天到医疗卫生机构收集、运送一次医疗废物，并负责医疗废物的贮存、处置。然而，这48小时的转运时间限制，对点多面广的基层医疗机构来说，实现起来并不容易。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医废产生量较少，加之运输距离长，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转运成本。
在上海，分布着近6000家医疗机构，其中约90%是小型医疗机构，而且不少都分布在老城厢的弄堂和小路上。受路况限制，垃圾收运车辆在小型医疗机构周围的通行和停车都是难题，导致医疗废物的收运频次较低，甚至难以达到法律法规要求。
再比如，早在2006年，辽宁省大连市主城区及周边区市县（先导区）城区的医疗废物已全部纳入集中处置范围，但还有90个乡镇卫生院和975个农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医疗废物，直至2019年才通过“就近集中、转运收集”的方式实现集中处置。此前，这些基层医疗机构产生的医废，通过毁形、焚烧或消毒后填埋等方式自行就地处置，存在流失、泄露等环境风险隐患。因此，规范医疗机构的医废处置，需要着力解决中小型医疗机构医疗废物收集处置网络不健全的问题。
在《国家危险废物名录》中，医疗废物被列为头号危险废物，原因在于其携带的病原微生物很可能会引发感染性疾病的传播蔓延。但一些管理漏洞一直没有彻底堵住，医疗垃圾非法交易屡禁不止。使用后的一次性医疗用品及一次性医疗器械等感染性医疗废物多为塑料制品，是医疗废物黑色产业链中的“香饽饽”，可被加工成再生塑料原料牟取暴利。据媒体报道，一些医院甚至默许医院护工、物业人员倒卖医疗垃圾。
2019年，国家卫健委针对医疗废物抽查了41337家医疗卫生机构，对违反医疗废物处置相关规定行为的2122家机构实施了行政处罚，占医疗卫生机构因违反传染病防治立案查处数的80%。
医疗废物处置收费政策是医疗废物处置企业得以生存和发展的经济保障，是促进医疗废物处置产业化发展的重要经济政策之一。目前，我国医疗废物处置收费主要有两类标准：一是按照医废重量收费，另一个是按照医疗单位的床位数收费。但各地收费价格差异较大，而且没有正式纳入医疗成本，多由医疗机构负担，这也导致了一些问题。比如，如果按照床位收费，一些医院会将生活垃圾混入医疗废物中，增加了医废处置企业的负担；反之，如果按照重量收费，就会出现相反的现象，医废被混入生活垃圾中，加大了环境风险。不仅如此，分歧也很明显，处置企业认为收费标准偏低，难以实现保本微利，而医疗机构尤其是大型医疗机构则认为缴纳的处置费用偏高，拖欠费用的情况时有发生。
要改善目前医废处置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笔者认为，需要从硬件和软件两方面努力。在硬件方面，需要通过新建项目、对原有设施进行技术改造等方式，增加处置能力，并确保污染物达标排放，防范二次污染。在软件方面，需要完善医疗废物处置收费政策，更要加强对医废处置全过程的监管，堵住管理漏洞。
当前，“互联网+”技术的引进，可以实现对医疗卫生机构医疗废物产生、储存、转运的全过程监管，从而让医废管理的秩序得到真正改善。
在江苏省苏州市，引入“互联网+”医疗废物规范化管理项目后，医废有了自己的二维码标签，医废产生后的院内存放、院外转运、后端处置等，每个环节都需扫码核对，任何一个环节发生异常，系统都会自动报警。这样一来，可以实现对医废处理全过程的追溯。实现在线监管后，还可以进行大数据分析，因为从医院的手术量、门诊量等基本可以推测其医废产量范围。如果医院某天超出量过多可能是分类出错，医废产生量过低可能意味着有医废没被纳入系统或出现丢失。据报道，上海、江苏、浙江等不少省份正在探索并推广实施“互联网+医疗废物监管”模式。
新技术的应用，促进了对医疗废物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进程。提高医废处置水平，还要注重人的因素，加强对从业人员的法规知识培训和业务指导。同时，畅通举报途径，鼓励公众及时举报医废处置中的不法行为，形成社会监督合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