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我国相继调高资源税赋。西部地区原油、天然气资源税实行从价计征改革，调整油气资源税的计征办法和税率，调高焦煤和稀土矿的资源税税额标准，2月份政府还上调了铁矿、锡矿等六种矿产资源的税率，这些措施带动了资源税的快速增长。增收资源税要讲究策略，在当今全球经济紧密联系的情况下，一国增税对国际市场存在连带影响，因此需要根据本国情况，具体品种具体分析。
比如，对于铁矿石品种增税，所产生的涟漪影响，超出了平常认知。因此，从中国实际情况出发，直接提高铁矿石资源税有欠妥当。中国市场严重依赖国际市场，铁矿石的对外依赖达到60%，需求缺乏弹性，税赋上升，我国铁矿石边际生产成本上升，最终国际矿石企业将获得额外收益。所以，铁矿石税赋提高，表面上看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但转嫁到下游企业的负担会大于财政增税额。
我国应总结和汲取澳大利亚、印度等国的征税经验。首先，注意税赋转嫁。近些年，我国也开始提高资源等品种税赋，天然气、石油、铁矿石等品种，以资源税的形式按比例征收，但是在我国征收税赋的过程中，税赋很容易转嫁到下游。而澳大利亚政府提高铁矿、煤炭品种的资源税赋，是通过征收企业利润为对象，尽管不能杜绝对全行业的影响，但税赋会暂时大部分地由矿山企业承担。
其次，应注意征税倾向。澳大利亚的征税目的相当明确，让获利丰厚的矿业公司补贴国家财政，同时要保证整体国民经济不受影响或影响最小。
我们要借鉴这种增税思路，应该结合我国实际，提高资源税赋，但要考虑清楚谁最终承担资源税，追求目标就是在选择的品种上。国内市场应尽量少地承担转嫁税赋，这样才能增加国民收益，否则像铁矿石一样，下游钢铁等行业承担的税赋大于增收的税款，尽管财政多收了三五斗，但国民经济整体得不偿失。
一个国家要增加财政收入，最佳效果是增收税赋要大于国内企业承担的税赋。这一点，要学习澳大利亚政府，选择增加铁矿石品种税赋，最终，税赋将大部分地转嫁到国外钢铁等下游行业；甚至学习欧盟政府，选择征收航空碳排放税，连带着把排放在别国的碳税也征收了。
根据目前情况，我国应该考虑需求在外的品种，比如稀土。我国稀土增税力度不足，固定税率征收力度有限，因此应及早从价计征。资料显示，目前对稀土课征资源税是每吨60元，但碳酸稀土每吨均价为69000元左右。国际社会对我国的稀土出口配额和出口关税政策不满，我国应该大幅提高稀土的资源税。此外，焦炭、铝土等资源出口关税和出口配额，也纷纷遭到欧美等国质疑。为此，有必要对这些品种征收资源税，弱化国内外的价格差，取消出口配额制度，终结此类低等级的贸易保护措施。在对外贸易上，应该采用技术贸易壁垒，而不是关税壁垒和配额等直接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