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到2030年的联合国生态系统恢复十年的开始，将投入大量资金和精力重新种植森林，使过度开发的农田增产，恢复受损的海洋环境。这是一项很好且至关重要的举措。如果不迅速采取行动清理人类焦土经济系统的影响，饥饿、生物多样性和气候方面的目标将无法实现。
但是，在检查全球范围内已经在进行的修复项目时，一组科学家发现，如果修复行动不将社会和政治考虑作为工作的核心，那么它就有失败的风险。
“生物物理因素通常是恢复工作的核心，”国际生物多样性联盟和 CIAT 的 CGIAR 性别研究员 Marlène Elias 说。“虽然在其他问题上通常会有一个边缘性的点头，但通常没有实质性地参与恢复的社会、人文和政治层面。”
该研究是2021 年 6 月出版的题为“由谁为谁恢复”的生态恢复特刊的一部分。11 篇论文包括在加拿大西海岸成功的海带恢复项目，其中心是世界观、伦理和价值观。海达原住民，与来自海达原住民的合著者。印度班加罗尔有一项湖泊修复项目的研究，该项目“成功”修复了湖泊生态系统，但主要受益者是富裕的城市居民，而将过去依赖湖泊捕鱼的弱势当地社区排除在外、给牲畜浇水等等。另一组作者根据他们与当地社区一起开发红树林恢复项目的经验，反思了恢复中的包容性。
其他研究包括加纳农民管理的自然再生工作、肯尼亚的农场试验和生态系统服务支付、越南政府主导的植树计划以及印度采用适应的恢复机会评估方法。其余论文提供了多方利益相关者参与和恢复方法的观点，为包容性恢复提供了切入点。
作者包括来自 CGIAR 国际粮食政策研究所、国际水管理研究所和世界农林业的科学家，以及来自大学、土著社区、非政府组织、政府、世界资源研究所和其他全球组织的科学家。
“修复项目需要更具包容性，”埃利亚斯说。“如果你正在考虑恢复数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种植一万亿棵树或恢复海洋生态系统等主要目标，除非你把人放在工作的中心，否则你几乎肯定不会成功。”
女权主义政治生态修复
在该系列的介绍性论文中，Elias 和特刊的共同客座编辑 Deepa Joshi 和 Ruth Meinzen-Dick 深入探讨了“女权主义政治生态学”(FPE)及其在生态恢复背景下的含义。Meinzen-Dick 说，社会和政治问题经常被排除在修复项目之外的原因之一是因为它们“很混乱”。自上而下、一刀切的“解决方案”往往会失败，因为土地权利问题、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复杂关系、不同的世界观和价值体系以及潜在的利益和成本分配不均一开始就没有得到解决。虽然许多经常被剥夺权利的群体被排除在恢复计划之外，但农村妇女在自上而下的恢复项目中面临着一些最严重的限制。
“我们的目标是促进批判性反思，为有意义地参与恢复中的权力和正义问题开辟新途径，挑战(重新)产生现状的假设和话语，并为更具政治性、包容性的议程提出前进的道路，”乔希写道。
FPE 方法侧重于三个主要支柱：性别权力关系、历史意识和规模整合。第一个指的是基于性别和其他社会分化因素的相互关系和不平等，这些因素塑造了对资源、决策、劳动等权利的影响，这些权利对自然资源管理有重大影响。
历史意识意味着认识到当前的资源使用和管理模式无法在考虑它们所嵌入的历史社会、经济、政治和生态环境的情况下加以理解。规模整合是指地方资源管理战略是远远超出地方规模的因素(例如制度)的函数，例如国际议程、国家政策、市场和商品价格。
“我们得出的结论是，许多需要改变以解决在恢复政策和实践中造成排斥的系统性断层线，并使多元化的声音、价值观、意义和环境或自然构成的背景知识合法化，以便可持续地改造退化的景观，“ 他们写。
这些都不会削弱应用生态科学在恢复计划中的重要性：对生态系统功能的理解、从真菌到树木的不同物种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生物多样性在恢复中的重要性都是成功恢复的关键。
“但在恢复领域，自然科学对社会科学的主导地位导致将恢复视为主要的技术问题，而不是具有多个、错综复杂的维度的社会生态问题，”埃利亚斯说。“如果不解决社会包容和公平问题，生态成果就无法持续。修复的重点不仅在于增强生态系统服务，还在于确保修复中的景观提供生态、社会、经济、文化和其他功能，以改善人类福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