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变化正影响着数百万人的生活。伊朗沙赫尔的妇女每天要走25公里去取水；西太平洋马朱罗环礁的高水位大潮越发得频繁猛烈，卷走了房屋，淹没了道路。
如今，荒凉的阿拉斯加东北部村民们正面临着一次艰难的迁徙旅程，海冰和永久冻土正在融化，原本美丽的家园不再宜人适居，洪水和侵蚀使万物凋零。沿岸这些历史悠久的社区还保留着古老名字，比如尤纳拉克利特、戈勒文和特勒，对他们来说，气候变化的压迫感是如此巨大而真切。过去五十年里，这里的温度上升是世界平均速度的两倍。由于政府干预未能消除气候变化的因素，十二个土著群体决定离开，更多的人可能面临背井离乡。
气候变化正在挑战着人类家园的耐久性。从长期来说，许多人必须适应，或者到别处寻找新的生路。
认识到气候变化规模将越来越大，一个国际律师网络正在起草一个条约，确保对易受害人群的帮助。这一活动是在联合国体制外进行的，根据这个提议中的《气候变化移民公约》，发达国家将同意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助其改建房屋，让人们尽可能延长居住时间，或者有计划地将受灾社区逐渐迁移到别处。“公约”还预期设置一个长期规划，以便妥善安置那些被上升的海平面完全吞没的国家。重要的是，这一条约并未要求签署国承诺接受别处的气候难民。条约草案将于今年内完成，之后起草团队将会开始游说各国签署加入。
随着专家们纷纷展开分析海平面上升、沙漠化、冰川湖崩决等气候变化对人类的影响，过去五年中，气候移民已经引起人们越来越浓厚的兴趣。专家们对于移民规模的预期相差很大，少则有几千万，多则如牛津学者诺尔曼·迈尔斯所言于2050年达到2.5亿（占世界总人口的1/36）。无论多少，人们已经开始关注气候移民可能造成的种种影响。
海平面上升将导致部分太平洋岛国从地图上彻底地消失，这个悲剧性的命运即将毫无意外地降临。学者们强调说，当今大部分气候移民活动都发生在各国境内，真正跨国界的迁移屈指可数。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Dp）2007年的一份报告指出：所谓沿海农民被迫收拾家当迁移到另一个国家的情况绝非偶然，气候移民的多数负担要由当地来承担，，而政府把情况设想得过于简单化了。
气候移民将变成一个棘手的问题。随着移民带来更加尖锐的土地和水源竞争，很有可能会爆发冲突。对此力有不逮的发展中国家政府，将不得不想方设法保护或者另行安置那些易受危害的地区。而且，对那些全部国土都不宜居住的国家来说，国民们必须找到愿意收留他们的别国。这就引发了一系列法律问题：一个已经被淹没在水下的“国家”还是国家吗？它的渔业权怎么办？其国民的法律地位又将如何？
气候移民新条约
澳大利亚航空法律师戴维·霍奇金森是条约起草工作的负责人。他说，要点在于气候移民是一个全球性问题，尽管大部分移民并没有跨出国界，但其影响却是跨国界的。他说，“气候变化移民会以这样那样的方式影响到每个国家”，有的是因为国内发生了移民活动，还有的则是被要求掏钱去帮助其他国家。
霍奇金森说，现有的气候和难民法律不足以解决这些移民的问题。尽管人们正在为此做一些“零星的努力”，比如研究者们正在帮助阿拉斯加地区制定移民安置计划，但还需要一些更具组织性的工作。简而言之，世界需要开始就气候移民问题进行讨论了。
即使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用于适应气候变化资金，已经成为联合国谈判的一部分，而且发达国家已经承诺到2020年提供1000亿美元用于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但霍奇金斯仍坚持另起炉灶。霍奇金斯的团队认为，在气候移民较窄范围的问题上形成一个条约，代表着有机会打破僵局、在更广泛的气候变化议题上达成协议。他说：“我们承认制定条约这件事本来就很困难，气候变化方面的条约尤其难。但是我确实认为前进的一个办法就是将问题分成小块，多少会让它更好办一些。”
事实证明，霍奇金斯的团队在气候移民上的努力似乎比联合国的气候谈判进程更有成果，但同时存在着严峻的挑战。
第一个挑战就是广泛的人类福祉问题。因为气候移民牵涉到大量人口要离开长期生活的家园，寻找新的居住地。如何能够在不影响其他公民领土权的前提下实现这一点是一大难题；
第二个挑战是，条约会带来一定的风险，可以让各国政府以气候变化为借口乘机移走他们想要迁移的国民。比如牧区大批牧民在气候变化的名义下被迁出草原，即所谓的“生态移民”。这些牧民滞留在城市，没有生计，也没有社交网络，而此举对草原保护的效果微乎其微。
霍奇金斯承认，他的条约在这些问题面前的作用是有限的。他说：“我确定各国政府会作出此类决策，我也确定在某些情况下，气候变化会被当作一个借口来达到与气候变化无关的目的。这一点没有疑问，但会产生问题，一些靠条约无法避免的问题。”
新条约资金短缺
或许所有环保条约最难攻克的碉堡是资金问题。发达国家关于“适应基金”的承诺远未能兑现，而且本国气候成本的不断升高也会让它们为别国气候移民提供资助的热情大减。根据灾害分析机构Eqecat公司的数据，单是飓风“桑迪”就给美国造成了高达500亿美元的损失，而且据预测，极端天气事件还会增加。在这种情况下，要说服各国掏出比过去更多的钱来帮助别国应对气候变化，恐怕很难办到。
霍奇金斯说：“在这一点上，有时我们很难不对整个气候变化问题的前景感到悲观。总的来说情况可能是这样的：尽管气候变化是一个全球性问题，但各国都从自身利益出发用更狭隘的方式来处理，只顾及自己的国民，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这种做法的结果也是可以理解的，但可能会非常危险。”
不过，气候移民对话的一个方面让霍奇金斯感到高兴。与气候变化减缓目标、清洁发展机制（CDM）和气候变化讨论中其他更加“理性”的方面不同，移民是一个更容易描述和领会的问题。“人们能够理解它，因为我们都有家。所谓气候移民，就是被迫迁移的家庭，和需要新家的人们。这是一个非常‘人性’的问题。根据我做律师的经验，当人们直觉地理解一个问题时，就会有助于找到解决之道。”
挑战还不止于此。作为一名航空领域的律师，霍奇金斯曾亲眼目睹了关于航空排放立法的所有“死结”，包括最近欧盟企图将国际航班纳入其碳排放交易体系的尝试遇阻。现在，他将气候变化新条约融入了他的职业生涯，在经历过种种困难后，他越发淡定起来：“气候移民毕竟不会更困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