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霾，已经成为人们的“心肺之患”。近些年，国家和地方政府都采取“壮士扼腕”的态度去治理，环境状况虽在不断改善，但与人们所期望的距离似乎还很遥远。就目前治霾状况而言，我国尚未找到导致雾霾产生的机理，操作方式不够精细，治霾方法论还需要不断完善。
打好治霾攻坚战完善方法论成关键
公众对雾霾问题关注度不断提高，让政府展开了雷厉手段治霾，但在没有经过系统论证的情况下突击实施，操作方式过于粗放，效率损失肯定存在。如果能够采取更多的精细化措施，在当前的投入当量下可能会产生更好的治理效果。
治霾方法论
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冬天，“雾霾”依旧热度不减，可以当选冬日关键词。环境状况虽然在持续改善，但与人们愿望之间的距离，似乎被进一步拉大了。可以预计到，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大气污染治理工作还将在巨大的压力下前行。
“看不见”的成效
政府部门正式对雾霾“宣战”，可以回溯到2012年，这一年，我国发布新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增加了PM2.5监测指标;翌年1月份，74个城市开始实时发布PM10、PM2.5监测数据和环境控制质量指数;到了2013年9月，国务院《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发布，治霾正式进入政府工作的核心任务清单。
但其实，我国对大气污染的治理历史要久远得多。2000年《大气污染防治法》重新修订，是政府大规模控制大气污染的开端，当时PM2.5以及雾霾问题还没有引起政府与公众的关注，但重点加强了对雾霾祸首中二氧化硫等污染物的排放治理。2000～2012年这12年中，我国煤炭消费量从13.8亿吨猛增到35.2亿吨，而从当时有限的监测点得到的数据看，PM2.5浓度并没有增加，也就是说，我国空气质量起码没有发生恶化，这实际上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
从2013年开始，我国进一步加大大气污染治理力度，尤其是针对PM2.5开展了专项治理。从民众的直观感受来说，雾霾好像每年都在加重，这其实是因为关注度逐年提高而产生的一种认知错觉。监测数据显示，治霾行动还是有成效的，全国平均PM2.5浓度从2013年的72毫克/立方米下降到2016年的47毫克/立方米，污染比较严重的京津冀地区从106毫克/立方米下降到71毫克/立方米，平均每年下降10%左右，着实不易。不过也应该承认，我国的大气污染物排放水平还保持在一个非常高位的水平，今后在治理上还要加把劲。
为了让今后的工作更有效率，从事后总结的角度看，此前的大气污染治理行动还是存在优化空间等待发掘的。首先，技术储备方面这些年确实有些措手不及。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速度实际上是超过初预期的，而经济发展需要大量的能源做支撑，导致能源产业界原来设想中到2020年才能达到的能耗数据，尤其是煤炭消耗量，差不多提前10年就实现了。面对能耗高增速，污染物控制的技术储备与技术更新出现了滞后现象，没有能够将污染物排放量控制在一个比较理想的环境容量范围之内，比如氮氧化物的年排放量直到2011年前后才达到高峰，增大了后来的治理难度。
其次，在治霾手段选择上存在值得商榷的地方。公众对雾霾问题关注度不断提高，让政府改善空气质量的压力越变越大，于是在快速响应机制下展开了雷厉手段治霾，比如煤改气、煤改电、企业关停、产业转移等。这些手段无疑都是有效的，但是在没有经过系统论证的情况下突击实施，操作方式过于粗放，效率损失肯定存在。如果能够采取更多的精细化措施，在当前的投入当量下可能会产生更好的治理效果。
看得见的长期任务
但不管怎么样，现在我们已经走在了治霾这条路上，而且大方向并没有错，整个社会，无论是学界、产业界，还是政府、民众，对雾霾的认识在不断加深，曾因对治霾困难估计不足而产生的治理弯路已经被逐步纠正。今后，治霾工作会更加得心应手。但要避免陷入另一个误区，那就是试图在很短的时间内消灭雾霾。
治霾的方向很明确，能源署的研究表明，大气中85%的PM2.5来源于能源领域，所以减霾也应主要从能源入手。一是调整能源结构，逐步减少化石能源，尤其是煤炭的消费比例;二是改进能源技术，如煤炭清洁利用、提高成品油油品标准等;三是优化区域产业布局，把钢铁、水泥等大气污染较为严重的产业迁离人口密集区。这些措施涉及到工业、居民生活、交通、农业等社会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需要发展观、生产理念、生活观念的不断调整，这属于系统性工程，注定是一个长期任务。
现在很多人总想弄清楚到底是哪个细分领域导致了雾霾，比如之前关注的燃煤电厂、现在关注的散煤问题，希望能够一蹴而就，针对某个细分领域出重拳，一次性解决所有问题。实际上，这是不可能实现的，治霾只能通过在各个领域的持续改进、持续努力来实现。这就跟人生病一样，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即便依照现在的治理速度，PM2.5浓度每年减少10%，要达到空气量优的标准，依然需要很多年。
而且，随着治霾行动不断深入，治霾难度与成本将会进一步增加。一开始让PM2.5浓度下降20%、30%还比较容易，可以从那些可控的领域入手，比如要求发电厂超低排放、采用天然气取暖等，这些都是可以批量操作的手段，比较容易实施。更进一步减霾，就需要对那些分散领域的精细化控制，比如汽车减排、比如中小企业减排，这些措施的成本会更高，操作难度也会更大。未来能否保持每年减10%的速度，还有待更加科学的评估。
即便大气污染物排放控制到了一个比较理想的水平，持续的治理工作也不能停。原因之一是科学认识在不断深化，未来会对大气环境有要求会更高。一个很好的例证是，本世纪初我国关注酸雨问题，当时提出二氧化硫环境容量是800万～1200万吨，现在发现二氧化硫不仅会造成酸雨，它转换为颗粒物之后还是雾霾成因之一，这就要求我们对二氧化硫的环境容量进一步压缩。原因之二是雾霾成因有两个方面——污染物和气候条件，即使污染物排放量不大，如果气象条件不好，也可能会出现恶劣的雾霾天气，就像去年冬天欧洲一些城市所经历的那样。因此，总体上来说，治霾行动不可能在短期内告一段落。
比经验要快
理论上来讲，我国治霾速度应该比欧美发达国家要快，因为我们有后发优势，很多经验可以借鉴。上世纪50年代美国洛杉矶面对雾霾问题一开始根本束手无策，盲目地采取了很多治理措施，效果也不明显，后来只得从基本的原理分析工作入手，一点一点摸索，当时的治理速度比较慢。我国现在就不一样了，对雾霾的形成机理很清楚，而且有成熟的治理措施可供借鉴，因此治霾周期应该会比经验要短。
为了加速这一进程，我们应尽快过渡到精细化治霾阶段。未来一段时间内，要强对那些分散排放源的约束力度，政府部门可以尽快建立并公布排放清单，各级政府每天公布当地大的污染源，这样做有两个好处：一是彻底理清污染物来源，然后更有针对性地去减少;二是将当地企业的污染物排放量公之于众，给排放企业带来公众监督的压力，让其主动参与到治霾运动中来。
在引导高排放企业退出市场时，政府要拒绝不合理的强制性手段，对于那些本来就不达标的企业或者偷排企业，该罚就罚、该关停就关停;但是对于那些建厂时符合环保标准，随着标准提高无法再继续生产、但又未达到成本回收年限的工业企业，政府需要拿出相应的安置、补偿机制，引导它们有序退出。
同时，我们也要尽可能地减少雾霾对公众健康的损害。治霾是全民的事，社会每一个成员都有责任，我们有义务对自己的健康负责，但政府部门作为一个公共服务主体，掌握有更全面的信息、更多的资源，理应尽大努力引导公众做出理性选择。比如，政府有必要公布跟大气污染相关的疾病的发病率，让老百姓真正地了解雾霾与疾病的关系，特别是雾霾对哮喘、心血管疾病等急性疾病的影响，一定要组织科学的研究，让公众产生正确的认知，这样他们才能采取正确的措施去保护自己。另外，对特种作业工人，政府部门应加大关注力度，比如说建筑工人、环卫工人，其工作环境中PM2.5浓度比大气平均水平大得多，但是因为认知问题、经济问题，他们大都连基本的保护措施都没有，这是政府的责任，也是相应企业的责任。在发达国家，政府会有相应的保护标准，这类企业也会有专门的环境、健康和安全(EHS)部门，主要职责就是对职工的健康、安全提供必要的保障手段。在我国，这方面目前做得还很不到位。
原标题:治霾方法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