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霾须国家层面制定措施设环保警察 让他们有“枪”

治理雾霾污染最难的地方就在于，必须国家层面制定措施，甚至牺牲经济指标才能改变。
——全国政协委员、广东省文联主席许钦松
要像森林公安一样，赋予环保部门执法权、侦查权，让环保执法者的权力更大一些，设立环保警察，让他们手上有“枪”。
——全国政协委员、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副会长朱征夫
新快报记者周雯黎秋玲郭晓燕黄婷罗仕陈庆麟
多名在粤全国政协委员为治理雾霾建言——
治霾须国家层面制定措施
设环保警察让他们有“枪”
昨日下午，在粤全国政协委员一行抵京，北京艳阳高照，露出蓝色天幕。根据pM2.5实时监测网数据，北京12个监测点空气质量均为优。全国政协委员、广东省文联主席许钦松称赞，“今天北京的天气不错，每年两会期间，北京天气都还可以。”
但雾霾污染仍是在粤全国政协委员热议的话题。对于近三年的治霾效果，许钦松评价“治理办法推行得很慢，而且污染越来越严重”，“雾霾污染问题不能再等待，必须面对，进行治理”。
在2013年1月重雾霾之后，pM2.5热度不减，但至今未见具体治理措施。治理雾霾为何如此之难？情况又有多紧急？有何治霾策略？新快报与在粤全国政协委员一道，关注雾霾污染。
●难在哪？
空气是大家的，经济指标是自家的
pM2.5，几乎是2013年以来，每一年全国两会的热点话题，也从一个新词成为每一个中国公民的日常关注。
然而治理之路显得格外漫长，许钦松说，自己三年前就在全国两会上提出雾霾污染问题，但三年过去，中国遭遇雾霾污染的地区显著增多，“三年来一路蔓延，除了西藏、海南等地方，几乎每个省市都面临雾霾污染。”许钦松认为，可以看到政府在寻找办法，积极面对，但缺乏强制性措施。
“雾霾污染涉及到庞大的工程，是制度建设层面的问题，这个问题不是一时半会就能解决。以汽车尾气为例，它涉及柴油、汽油质量指标的问题，排放的问题，它是一系列问题的汇合。而且方方面面牵涉众多利益，比如每个省都有经济指标压力，空气是大家的，但指标又是自家的，局部有自己的考量标准，就形成局部与整体的矛盾。”许钦松认为，治理雾霾污染最难的地方就在于，必须国家层面制定措施，甚至牺牲经济指标才能改变。
●有多急？
空气搞坏，已撼动了活着的意义
“活着是为了什么？空气搞坏了，活着还有什么意义，这个问题已经是撼动了活着的意义，到了非治理不可的阶段。”许钦松说，“人类赖以生存的三大元素，阳光、空气和水，当下空气和水都严重污染。”
许钦松感叹，“再这样下去，不要说政协委员，就是普通公民都要焦虑和急切。”
一直关注环保问题的全国政协委员、中山大学管理学院教授毛蕴诗认为，“环保问题对社会的影响已不可忽视，其中雾霾更对交通和健康带来了直接经济损失。”
●如何治？
全国推行排污许可，设立环保警察
如何治理空气污染？全国政协委员、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副会长朱征夫建议，应当全国推行排污许可制度，可以设立环保警察赋予执法权。
朱征夫认为，目前浙江、广东等省有出台当地的排污许可办法，但都是各地搞各地的，现在全国缺少统一的排污许可证制度。
“大气污染法仍是2000年出台的，后来有个修订草案，但现在也未正式出台。”朱征夫指出，大气污染不是一个省的问题，全国各地密切相关，当务之急全国应该出台排污、治污的统一的、基础性的制度，同时，应该严格落实相关法律、法规，“超标排放的企业就要严厉处罚”。
至于如何严格执法？朱征夫建议，要像森林公安一样，赋予环保部门执法权、侦查权，让环保执法者的权力更大一些，设立环保警察，让他们手上有“枪”。
毛蕴诗呼吁，建立企业、政府、社会联动的环保常态机制，完善环保的财税激励政策，建立环保的倒逼机制，鼓励企业全方位推进绿色环保，同时，完善环境治理的税费制度，建立生产、销售、回收处理和再生产的良性循环机制等。
许钦松提出，应当向有治理经验的国家学习，比如给每个汽车增加尾气罩，对污染气体进行控制，“环境保护全民意识还不够强，每个人其实都在制造污染”。
委员关注
昔日女首富张茵：即使有阵痛也要提升制造业
全国政协委员、昔日女首富、玖龙纸业(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张茵曾是两会“炮手”，如今越来越低调，今年她的提案仍然关注与其行业息息相关的制造业转型升级。
早在去年夏季达沃斯论坛上，张茵就提出，中国工业转型升级需从3.0迈向4.0。昨日，张茵接受新快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中国制造业处在转型升级的阵痛期，“但即使阵痛也要提升，这是必经之路，也是必然规律”。
她认为，全球发达国家在提工业4.0，但中国目前的现实是3.0还没有达到，只有完成3.0之后才能迈向4.0。
“工业3.0的要求是全面自动化和全面信息化。玖龙去年开始提完成3.0转型，我定的目标是三到五年内完成。这次的提案，是放眼全国，希望全国的制造企业一起来推进这个转型进度。”
对于转型升级，张茵认为前景非常乐观，“最艰难的时刻已经过去，就是2014年，相信今年将好转”。
张茵特意给出数据，“以纸业为例，美国在转型升级前，每吨纸的净利润约20到30美元，现在上升至50到60美元。我们现在每吨纸的净利润是106元人民币，差不多15美元，通过转型升级，希望可以达到每吨300元人民币。这个升值，只有经历转型升级的阵痛才能完成。”
阵痛期内是否会牺牲增速？张茵认为，一定程度将放缓增长速度，但并不阻碍发展，“去年我们将负债额从120多亿元降到102亿元，预计今年上半年还可以再降一成”。
张茵说自己的信心来自企业基本面，“如果基本面是非常健康的，做好准备，就能够很好地度过转型的阵痛。以我的判断，中国制造业的基本面是非常健康的。虽然全球发达国家提出高科技引领下的工业4.0，但我们的现实是，连3.0都没有完成。只有在完成3.0的基础上，才能再向4.0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