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天本是北京最好的季节，但今年入秋以来，整个北京城一直被浓重的雾霾所笼罩，街道上弥漫着呛鼻的硫磺味。这个城市的1700万人都被困在这个巨大的气罐里，终日只见灰黄的天空，蓝天白云成了奢侈品。经常穿梭于国内外的贝志城这样形容国内外的“空气切换”：“一去国外，就像有人把眼前的眼罩给摘了，空气整个是透亮的。”
空气已经发疯了
2010年始，贝志城发现越来越多朋友在推特（twitter）上转发美国大使馆发布的空气质量指数，他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关注北京的空气质量的。美国大使馆早在2008年就在自家院内架起了一台空气监测仪，每隔一小时在推特发布一次空气质量指数。但在头2年，并没有引起多少关注，直到2010年11月21日，美国大使馆的瞬时检测数据显示，它所在的东三环的空气质量指数超过了500，美国大使馆用甚至用了“crazybad（糟糕透了）”来形容当时的空气质量。这个数据成为了贝志城的出行指南，“当指标超过200时，我不再约人吃饭，也不出去见客户了。”
如果参照美国大使馆的数据，贝志城今年秋天有一半时间得待在室内。与此同时，北京市环保局发布的空气质量指数停留在120-130左右，仅仅被定义为“轻度污染”。贝志城曾带着他在阿里巴巴上花5000元人民币买来的空气测试仪，驱车到北京工体和上地等地，在路边测出一个数据，然后和美国大使馆的数据对比，发现误差在20%以内。
“我不相信环保总局的数据，这个数据（对我）没用，我相信自己的感受，美国大使馆说不健康时，我的嗓子确实不舒服，”贝志城说。北京市环保局、美国大使馆、多位从事大气环境研究的科学家都强调，两个数据巨大的鸿沟是由于衡量空气质量的两套标准造成的——美国大使馆用pM2.5计算空气质量指数，而北京市环保局用pM10计算空气质量指数。
pM2.5，这个一开始被忽视，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被学术界所认识的健康杀手，已经走进了中国公众的视野。
pM2.5的杀手本色
所谓pM2.5，是指空气中悬浮的颗粒物，它的直径小于2.5微米；而pM10是直径小于或等于10微米的颗粒物。这些可吸入颗粒物都是极其重要的空气污染物，它们密密麻麻悬浮在空气中，肉眼不可见，但它们可不只是单纯地影响空气质量指数这么简单。
一般而言，粒径超过10微米的颗粒物，会被挡在鼻子的外面；粒径在2.5微米至10微米之间的颗粒物可以进入呼吸道，但随着吐痰，打喷嚏被部分排出体外；而粒径在2.5微米以内的细颗粒物，会通过下呼吸道进入肺泡。
在过去的20年中，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及经济的发展，大气中pM2.5在总悬浮颗粒物中的比率逐年增加，同时发现沉积在人体下呼吸道的颗粒物有96%是pM2.5。更糟糕的是，颗粒物会吸附各种各样的毒性化学物质，pM2.5在这方面表现得尤为“出色”，它是各种有毒物质极好的载体，pM2.5比pM10含有更多的重金属和多环芳烃——一种致癌物。因此，pM2.5的形态和组成相当复杂,不仅含有大量有机物，而且富集许多重金属，更容易沉降在呼吸道及深部肺泡内。
“在相同质量浓度下，颗粒物越细，数目更多。比起pM10，pM2.5的表面积要大好几倍，吸附的毒性物质就更多，”北京大学医学部公共卫生学院潘小川教授说。当pM2.5吸附了致癌物，就有致癌效应，吸附了致畸物，就有致畸效应，它通过下呼吸道，进入肺的深处，而它携带有害气体、重金属就融解在血液里。因此，流行病学、毒理学的研究都认为，pM2.5对人体健康的影响非常显著。
加拿大和美国科学家在对50万人，追踪了长达16年后发现，长期暴露于pM2.5之下，会增加肺癌的发病率，pM2.5的浓度每增加10微克/立方米，肺癌死亡率增加8%。研究人员猜测，一方面pM2.5作为载体将有毒物带入下呼吸道，直接或间接地引起支气管黏膜及肺上皮细胞突变，另一方面是其颗粒性引起的免疫反应，增加人群对肺癌的易感性。
广东省气象部门首席专家吴兑也认为，“灰霾将取代吸烟，成为肺癌致病头号杀手”，他和他的科研团队发现，pM2.5的浓度增加之后7—8年，肺癌死亡率就会上升。北京市刚刚公布的一项数据或许能印证科学家的推测，北京市的肺癌的发病率在过去的10年内增加了60%。
另有流行病学的资料显示，pM2.5与心血管疾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都有关系，pM2.5一旦被吸入,将会造成炎症和氧化应激反应。随后又可能会引发机体潜在的系统危害，包括动脉粥样斑块的形成，这可能会导致心血管疾病及中风。
在查阅了众多的论文的数据之后，贝志城甚至认为，对他而言，喝三聚氰胺牛奶和吃含瘦肉精的猪都不如北京糟糕的空气带来的危害大。“地沟油的危害都比这个差远了，我与其在食物上小心，还不如在这上面小心。”
无处可逃
虽然pM2.5和人类的健康息息相关，但国内的公众对自己所处地区的pM2.5几乎一无所知，因为国内还没有一个城市公布pM2.5的数值。北京市虽然有监测pM2.5，但暂时还不确定何时可以对公众发布。
刘昌峰今年7月向环保NGO“达尔问”借了台设备，连续一周，他把这个一公斤重的空气监测仪放在电脑包里，无论是上班、拜访客户、去咖啡馆、去邻居家串门；不管在地铁里、公交车上、出租车里，他都随手测一下空气质量。儿子房间的pM2.5数值，让刘昌峰心里咯噔一下，7月的北京，几乎是空气中pM2.5浓度最低的时候，但儿子的房间正对主干道，pM2.5的浓度仍然高达70以上，“那个时候，还是蓝天白云，天可不像现在这样灰蒙蒙的。”
贝志城相信美国大使馆的数据，除了自己买仪器，测数据，还搜集了大量有关pM2.5的论文。虽然官方没有公布pM2.5的数据，但各地的科研机构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开始监测pM2.5的浓度水平，并发表在学术杂志中。
早在1995年-1996年，中国环境监测总站总工程师、工程院院士魏复盛就报告了广州、武汉、兰州、重庆4大城市8个采样点的pM2.5年均浓度——57-160微克/立方米，比美国1997年颁布的标准值(15微克/立方米)高2.8－9.7倍。
近年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和机动车的增长，各地的空气质量并没有得到改善，中国石油大学的于国光博士的检测显示，2005年11月至2006年11月，中国石油大学周边空气的pM2.5年均浓度为95.5微克/每立方米。
复旦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大气化学研究中心主任庄国顺教授告诉本刊记者，上海地区，pM2.5年平均浓度也在60微克/立方米左右，这几乎是世界卫生组织指导值的4倍以上，如果按照日均标准，甚至可能高7-8倍。
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有机地球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的监测数据显示，广州市在2005年11月份pM2.5的浓度在81.7微克/立方米，而2006年8月是52.9微克/立方米。
不仅仅是北京，国内各大城市的pM2.5浓度都不容乐观。美国宇航局在2010年9月公布的一张全球污染颗粒pM2.5浓度地图显示，中国华北、华东地区是pM2.5污染的重灾区，年均浓度都在60-80微克/立方米。
世界卫生组织（WHO）在2005年全球更新版《空气质量准则》中提到，pM2.5年平均浓度达到每立方米35微克时，比每立方米10微克的浓度，人类的死亡风险会增加15％。世卫据此给出的pM2.5的安全指导值是年均浓度小于或等于10微克/立方米，美国早在1997年也制定了pM2.5的标准——15微克/立方米，欧盟的标准是25微克/立方米。世界卫生组织希望各国能分三个阶段完成pM2.5的控制目标，哪怕是最宽松的第一阶段标准35微克/立方米的年均浓度，中国的绝大多数城市也难以企及。
和pM10相比，pM2.5是综合性的污染物，几乎所有污染物都会在2.5中有体现。pM10主要是来自污染源的排放，把污染源控制住了，pM10就控制住了。而pM2.5的相当一部分是氮氧化合物、二氧化硫、挥发性有机物在空气中发生化学转化生成的。要控制pM2.5，不仅要控制颗粒物还要控制二氧化硫，氮氧化合物，挥发性有机物等等，这绝对是一个持久战。
在未来十年内，我们恐怕都要与高浓度pM2.5共存。这些含有多种酸性氧化物、重金属的空气将围绕在我们周围。
贝志城为了对抗室外糟糕的空气，他这一年内花了三四万添置了新风系统、空气净化器和监测仪器。在一年前搬进新家后，他添置了三套新风系统，以为可以高枕无忧，但当他把新风系统的过滤板拆下来清洗时，发现三四毫米厚的滤板，从里到外都是泥，一块白色的石棉板变成了黑色的泥板。
忍无可忍的贝志城一口气买了7台空气净化器，起居室、卧室、办公室、汽车里全副武装起来。全副武装之后，他要测试花大价钱添置的设备是不是有效：空气测试仪显示，在室外的pM2.5浓度高达300时，他起居室的数值是50左右。
这让他松了一口气，总算有点用了，但这个酷爱数据的理科宅男又发现了另一个问题，虽然空气净化器能部分缓解pM2.5的问题，但又带来了一个新的污染源——臭氧，这些空气净化器工作时释放的臭氧又高出标准3倍。
刘昌峰选择了另一种方式，他并不打算购买空气净化器，他觉得人不可能活在罩子里，他带上从环保NGO借来的空气测试仪，分别比较了地铁、出租车、公交车、骑车的四种交通方式后发现：地铁上没有二手烟的危害，没有地面上汽车尾气的排放，因而pM2.5数值最低。于是他放弃了每年春秋两季的骑行，尽量乘地铁。他发现封闭的写字楼里pM2.5的数值尚可，午餐时放弃外出吃饭，就在写字楼的地下二层用餐。他还给自己的家里种了27盆绿色植物，虽然他心里清楚，这也没有多大用处。
每个人都在努力寻找适合自己的防护措施，而让人沮丧的是，多位接受采访的专家都表示，个人能做的防护措施并不多，最多就是在灰霾天气关紧门窗或是少出门而已。
这场和pM2.5的持久战中，我们能在倒下之前，找到解决之道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