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对气候变化呼唤着人类发展方式的深刻变革
国际气候谈判的艰难，折射着不同类型国家国内发展的难题，也反映出各国面临如何转型发展的共同焦虑和为迈向可持续发展新境界所作出的理念革新与卓越努力。
能源问题是一个本源。化石能源的使用，在带来经济与社会极大进步的同时，也带来了黑色困惑——地球越来越难以承受的环境问题和发展的不可持续性，这正是气候变化警示的根本之点。
美国是一个典型。美国达到了相当高的现代化水平，同时养成了一种高耗能、高排放的发展方式：人口占全球4.5%，每年消耗全球近20%的能源，人均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4倍多。如果世界各国都达到美国的人均能耗，就得有四个多地球才能满足。美国的人均二氧化碳排放至今仍是世界平均水平的三倍半，历史累积的人均排放也是世界大国中最高的。
显然，无论美国有多少优点，它的这种发展方式都是不可复制、不可推广的。连美国智库的专家们也承认，美国理应改变这种发展方式，只是由于制度的弊端，一时无法改动。但美国也并非无所作为：为了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并保持其“领先地位”，正在能源领域采取一系列重大战略性措施，如绿色新政、开发页岩气、继续发展核电、能源自给、再工业化等，并试图以“互联网技术与可再生能源的结合”奠定一个新的低碳发展的基础。不过，美国能否实现发展方式的有效转型，尚待观察。
今天，绿色、低碳发展方式是各个国家探索发展模式的共性。多哈会议的东道国卡塔尔，靠着丰富的油气资源，人均GDp已达10万美元，但它却又是一个淡水比油贵的国家。他们的眼光已看到了化石能源的不可再生性，把气候变化既看做本世纪的主要挑战之一，又作为新型发展的动力，从而提出了“四个支柱”的可持续发展国家战略，包括经济和能源的多元化、环境保护及水安全等。
卡塔尔科技园把效率和可持续性放在做一切事情的核心地位上；高度重视环境的瑞典，已实现了垃圾99%资源化利用，“四吨垃圾变成一吨石油”，提出了“20~30年后摆脱对石油依赖”的目标，垃圾资源化利用成了赢利的产业；应对气候变化也深刻地影响着最不发达国家的发展理念，它们普遍提出了“脱贫与可持续统筹平衡发展”战略，把应对气候变化看做是新的机遇和发展导向，推动绿色低碳产业发展、创造新的市场和就业岗位，“绿色经济不仅有利于气候和环境，也将驱动经济健康增长”。
中国处在转变发展方式的重要历史关口
作为世界上新兴的发展中大国，我国正处在一个关键的历史阶段，发展道路、发展方式的选择至关重要。以过多消耗资源和牺牲环境为代价的粗放式发展将难以为继。
应对气候变化以节能减排为主的减缓战略和以水安全与粮食安全为主的适应战略，同“转变发展方式”这条主线高度一致，并且为转型发展提供了一个长远的视角和动力。
对于我们这样一个生态秉赋比较脆弱、自然灾害频发的人口大国，应对气候变化更不可掉以轻心。
今年年初以来，我国遭遇的大范围、长时间的重度雾霾污染天气，是对发展触碰自然底线的警告，它强烈而直观地提醒我们反省自己的发展方式是多么不可持续。当我们为发展成就沾沾自喜时，恶劣的环境、破碎的生态和多发的灾害已经在惩罚着我们。“问题就是时代的声音”，它在呐喊，也在激发我们的思考和行动。我们是在走一条“新型工业化道路”吗？我们能走出一条“新型城镇化道路”吗？这是我们面临的大考。
常常听到“经济与环境两难”的议论，甚至认为“经济与环境有很强的对立性”，或者认为：“既然要工业化，都要搞类似的建设，发展类似的产业，发展方式差不到哪去，都得先污染后治理。”这些议论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但是深入分析一下发达国家的历史和现实即可发现：发达国家还真不是同一种发展方式。
仅以能源为例，当各国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年人均能耗就保持在一个稳定的水平上。以美国为代表的第一类发达国家，年人均能耗约10吨标煤；以日本为代表的第二类发达国家，年人均能耗约5吨标煤。这两类发达国家的人均耗电量也差一倍，人均排放量相差不止一倍。这种明显的差异是有原因的，例如美国每年的人均开车里程是日本的三倍，人均住房面积也高出一倍……而两国却达到了相近的现代化水平（以人均GDp等做标志）。这说明第二类发达国家已经走出了一条比美国较低耗能、较低排放的发展道路。
从人口众多、人均资源少、环境容量有限的国情出发，并考虑到后发优势，我国提出“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思想，意味着我国应该可能以比上述两类发达国家更节能、更低碳的方式实现现代化，至少不应比它们做得更差。但是，从我国能源和排放增长的势头看，确实存在着比第二类发达国家更耗能、更高碳的危险，值得高度警惕。
如何破解这个难题呢？那就是用“生态文明”的理念指导发展，首先要认清：经济和环境是统一的，这是辩证的统一、根本初衷的统一、长远利益的统一，统一在“以人为本”、“经济和环境都是为了人”这个基本宗旨上。具体地说，就是把对自然的开发和消费限制在环境容量限度之内，维护自然生态系统的自我修复、自我净化能力。从哲学观的角度说，就是“发展有度”。
当前，调整产业结构、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是当务之急。常有人说“中国富煤”，其实我国的人均煤炭储量显著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中国煤炭的储采比是35，而世界是118。我国煤炭的“科学产能”能力目前只有每年十几亿吨，却生产三十多亿吨，即容忍了十几亿吨的非科学产能。这表明国家真是应该转向科学发展。
观念决定未来，“生态文明、永续发展”不仅是一种新的理论自觉、新的文化启蒙，也是一种有力的实践导向，是把“两难”变成“双赢”的钥匙。
经历了三十多年高速发展的中国，客观上面临着两场竞赛：一场是国内，转方式的努力与粗放发展的惯性在比赛，看能否较快地转向以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社会为方向的科学发展轨道；另一场是国际，在世界范围的绿色低碳发展的竞赛中，中国能否不落伍、不沿袭老路，尽快占领新的战略制高点，切实迈向生态文明。
我国目前所处的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和改革开放初期相比已有了很大变化，这是“发展方式转变的新机遇”和“深度转型调整的新机遇”。笔者认为，今后5~10年是能否抓住这个新机遇的关键期。
中国没有粗放发展的资本。我国的现代化应该是在守护环境底线基础上精心设计的发展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把2030年前尽早达到化石能源消耗的峰值和排放峰值作为一个国家目标，不仅是应对气候变化和改善环境的需要，更是促进转方式和新型城镇化的具体而有力的抓手，也是一个经过努力可以实现的目标。
应对气候变化是关系国家和全人类宏观发展的重大问题，让我们敏锐地感受这个时代的脉动，以务实的行动推动中华民族走上可持续的振兴之路，并对人类的文明进步作出更有分量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