租住在鼓楼胡同里的英国科学家摩尔教授（John Moore），每天清晨都骑着自行车、穿过护城河，来到北师大全球变化与地球系统科学研究院（下称“北师大全球院”）上班。
今年是摩尔来北师大全职工作的第四年。2009年，作为国家“千人计划”的引进学者，摩尔全职来到北师大全球院工作。
谈及为什么来到中国工作，摩尔告诉记者：“对于科学家来说，更大的动力就是更好的科研环境。”摩尔坦言，西方经济的衰退使得划拨给科研项目的资金越来越有限，相反他的学科和研究领域在中国却都得到了很好的重视。
在这里摩尔可以用具有每秒10万亿次浮点计算能力的超级计算机来进行气候模拟，这是他来中国以前从未使用过的先进设备。目前他正在用这种超级计算机进行数字模拟冰盖变化，同时将最新的冰盖研究模式引入中国，以便更好地模拟青藏高原和南极的冰盖变化。
至今摩尔还在芬兰和瑞典的两所大学里保有教授的职位，而他本人也在格陵兰岛从事过多年科研工作，他的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南北极、海平面变化以及预测、自然和人为影响气候改变、极端天气事件成因等。
“北极地区土壤的25％都是永冻土，一旦这些土壤开始融化，会释放大量的碳，这个量比人类释放的二氧化碳多得多。”而事实上，这些冻土正在融化，形势不容乐观。“低碳减排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采访中摩尔再三强调。
2011年12月，美国《新科学家》杂志的一篇题为《中国尾气排放首次超过美国》的报道中，一些专家提出“发展中国家消费者制造的二氧化碳比发达国家消费者要多”、“发展中国家指责发达国家转移排放的借口越来越靠不住”的言论，摩尔反驳道，这并非全部是事实。
摩尔指出：“发展中国家数目远多于发达国家，中国的高排放量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其人口众多。中国人均排放量仍远低于美国。”
谈到这件事情，摩尔在北师大全球院的一个研究方向就是研究关于二氧化碳排放的历史责任追溯问题，即有多少二氧化碳排放要归咎于发达国家，有多少是归咎于发展中国家，举例来说，尽管现在中国的碳排放量是世界第一，但这是近些年的状况，还有相当可观的碳排放量发生在一百年前。
“这是因为气候变化需要反应时间，通常是10年到100年。发达国家从150年前就开始排放温室气体了。”摩尔说，“所以追溯历史责任也是很有必要的。”
摩尔的研究团队用计算机模型模拟设计了三个地球：真实的地球、只有发达国家排放的地球、只有发展中国家排放的地球。通过衡量海冰消融速度、地球温度变化等各种因素，综合三种情况比较后发现，目前温室效应三分之二的变化来自发达国家排放，只有三分之一来自发展中国家。
他强调说，这项研究的目的也并不是为了找出到底是谁犯了错，只是为了确认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碳排放量中所占的确切份额。要想使气候变化处于可控范围内，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要下大力气大规模减排，因为最终我们只有一个地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