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末，在丹麦的哥本哈根举行的世界气候大会上，中国政府向国际社会表明了中方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原则立场。之后不久，国务院召开常务工作会议，提出了到202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的发展目标，并将该目标作为约束性指标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如今，距我国提出这一目标已有三年，三年来我国的单位GDp碳排放量确实下降了。但排放总量和人均排放指标的走势不令人乐观。
过去我们每每谈起国内碳排放问题时，总有人喜欢与美国作比较。美国曾是全球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在过去的数年间，围绕减排问题美国与世界打了不少 “口水仗”。如今美国已经不是碳排放的“领头羊”，取而代之的是中国，这对我们是很不利的一件事情。当看到中国与美国无论是在碳排放的总量还是人均指标方面均有差距时，我们的思想总是容易松懈下来。如今，这一形势已有变化，容不得我们再有丝毫懈怠，需要居安思危。
我国煤炭消费在国内一次能源消费中长期占据主导地位，消费比例一直维持在60%-70%。其中火力发电是煤炭主要应用行业，也是产生二氧化碳排放的主要领域。尽管我国一直在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努力改善能源消费结构，但综合我国的资源禀赋以及能源安全等多方面因素考虑，我国能源消费在中长期内将依然保持以煤为主的格局。不是不想改变，是没有办法彻底改变。美国通过发展天然气发电降低了二氧化碳排放，这对我国而言基本上办不到，美国的经验部分程度可以借鉴，但绝不可能复制。气源保障程度不高，天然气价格改革压力大，基础设施尚不完善等一系列客观事实的存在决定了我们不可能像美国那样大面积普及和推广天然气的使用。至于发展风能、太阳能等新能源，估计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短期内无法对我国的碳减排目标带来革命性影响。
更需要引起我们重视的是当前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对我们的能源安全的影响正在一步步加深。为了增强能源供应保障程度，我国有必要在以煤为主能源消费格局的基础上发展煤炭深加工产业，我们对煤炭的依赖程度不降反升，这样碳排放量无疑将进一步增加。如何协调实现好碳减排目标与煤炭深加工这一矛盾应该成为今后产业结构调整重点考虑因素之一。这个问题一旦能够解决好，我们自己的产业结构调整特色也就体现出来了。2009年国务院常务工作会议在提出今后碳减排目标的同时，曾提出了加强对节能、提高能效、洁净煤、可再生能源、先进核能、碳捕集利用与封存等低碳和零碳技术的研发和产业化投入，加快建设以低碳为特征的工业、建筑和交通体系的发展思路。理论上讲，这些措施是可行的。但从过去几年的实践看，效果也不错。但若要发展煤炭深加工，则需要防止单位GDp碳排放指标的反弹。
考虑到产业结构调整过程相对漫长这一现实因素，我国在实现碳减排目标的过程中，应该在系统推进各项改革的同时重点推动在二氧化碳排放大户火力发电和化工领域的碳捕集以及相关封存技术发展，这两个领域的碳捕集与封存若能取得成效，我们在短期内就有可能迎来在碳减排方面的跨越式发展，碳排放的拐点有可能从此出现。世界上有很多国家和大型石油公司在尝试将捕集到的二氧化碳用于石油开发驱油并予以埋存的科学实验，这就是很好的一个发展方向。有消息称，目前我国正在建立碳交易平台，这是非常好的一个迹象。但仅有这样一个平台还远远不够，实体经济领域的进展方为根本。当前距2020年只有七年，要整体实现碳减排目标难度非常之大。国内有不少官员和专家学者对我国的碳减排有盲目乐观倾向，值得警惕。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对于碳减排目标，唯有下定决心，不回避困难，措施到位，实施有力，才有兑现承诺的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