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敦煌研究院成立，段文杰任首任院长。
1954年段文杰在敦煌莫高窟临摹壁画。
1941年段文杰在重庆国立艺专。
1950年段文杰在敦煌莫高窟。
1983年段文杰在全国第一次敦煌学研讨会上。
陈旻
2017年8月23日，为已故敦煌研究院原院长段文杰先生百年诞辰。段文杰先生是继常书鸿之后的第二代敦煌守护者，研究敦煌60年，是公认的敦煌学开拓者之一，2011年1月21日逝世于兰州。谨以此文纪念先生！
——编者
在兰州一栋老式矮楼的普通民居里，已故敦煌研究院原院长段文杰先生之子段兼善，一边跟笔者讲述其父亲的经历，一边把头侧向客厅一角白色小方几上的一尊雕像，深情地凝望着。
“这是我父亲。这尊雕像是雕塑《黄河母亲》的著名女雕塑家何鄂的作品。”这是段文杰先生的一座半身雕像。身着西装、打着领带的段先生，正微微地笑着，平静，坦然，好像刚刚走出家门，到他工作了60年的敦煌研究院去上班。
我仰视雕像，仿佛看见一座1000多年前的洞窟，一场60年之久的执着守望。
强烈的内心召唤：去敦煌！
“人生是由许多小选择组成的，但也会遇到大选择。真正的人生大选择，是一种缺少参照坐标的自我挑战。”
1917年8月23日，段文杰出生在四川绵阳丰谷镇。这是四川的一个小村庄，山清水秀，空气清新，有羊肠小道，有陈旧房舍。
段文杰的母亲每天天未亮就开始忙着各种活计。她和那个年代的每一位农村妇女一样，勤劳周转，有做不完的家事。段文杰耳濡目染，从小就学会了烧饭，养猪喂鸡，帮父母分担农活。故乡秀雅，那些山花，那些集市，那些渡船，那些挑夫，还有被大雨淹没的街道的素描临摹，是段文杰少年时的最爱。
段文杰从小喜爱读书，尤其是文史和美术。除了课本知识外，他还经常到学校图书馆借书。五四运动后，中国的一些新思想在书籍中都能领略到，让他开阔了视野。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段文杰所在的蓬溪中学也有地下党组织，特别是 “九一八”事件之后，老师跑到东北参加抗日活动。老师的爱国思想和行动，影响了他的一生。
段文杰的自主意识很强，选择自己要走的道路，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国立艺专（五年制国画）。学校抗战时迁址重庆。吕凤子时任校长，任课的都是林风眠、陈之佛、潘天寿等大师级的老师。这段艺术的启蒙教育奠定了他一生的职业素养。
1945年，国画大师张大千将自己临摹的敦煌壁画带到重庆上清寺做展览。正在国立艺专学习的段文杰听说此事，虽经济有限捉襟见肘，他还是毫不犹豫地买了参观票。学校在璧山，离重庆市的展览现场很远，他几经周折后站在画前，激动异常，心潮澎湃——这是完全不一样的艺术世界！看到张大千先生的临摹作品后，他着了魔。
接下来一个名叫王子云的考古学者在重庆办的西北文物展览，又让段文杰心里再次掀起了巨浪，内心充满了强烈的呼唤。
他，决定去大西北！决定去敦煌！
人生是由许多小选择组成的，但也会遇到大选择。真正的人生大选择，是一种缺少参照坐标的自我挑战。段文杰命中注定要和敦煌艺术结下终身不解之缘。
1944年8月，恰巧有西行的便车，段文杰来不及回家告别，来不及告别父亲和母亲，来不及告别妻子龙时英和才一岁多的儿子段兼善。
他义无反顾地离开了家乡，与其他3位同学一起奔赴大西北。这一去，再与家人团聚时，已是十二年后。
历经艰险，不到敦煌不死心
“由于时局的变化，阻止了西行的脚步。一起同行的3位同学最后商议还是放弃到敦煌，离开兰州返回故乡当老师去了。”
段文杰的离别是出自真正的判断和自知。
他乘坐没有车篷的黄鱼货运车（当地的一种叫法），一路西行。
“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当他们换乘的客运车快要到达洛阳阳平关时，意外发生了——下雨路滑急弯道，客车翻至公路一侧悬崖峭壁下面的田垄上。乘客滚作一团，惊叫不已，现场一片狼藉。段文杰及3位同学在惊吓中从玻璃破碎的车窗口爬出来，浑身是血，幸好没有大碍。雨中待救两个小时，附近的一个县长亲自派车解决了乘客的车辆问题。就这样，段文杰带着一丝忐忑不安，继续西行。
经过半个月的长途跋涉，他们终于抵达甘肃省会——兰州。
然而，计划没有变化快。眼看就要抵达目的地敦煌，由于时局的变化，阻止了段文杰前行的脚步。其中有两件事，令段文杰不得不暂时驻留在兰州：一是1945年“8.15”抗战胜利，整个兰州城都在搞纪念游行活动，段文杰也参与到这个重大的活动中；二是为了保护敦煌壁画及其研究工作，1944年国民党政府成立国立敦煌研究所，常书鸿先生任研究所所长。1945年夏天，国民党政府又将敦煌研究所撤销。研究所所有成员包括所长常书鸿、董希文、潘洁兹，也离开了敦煌，到兰州后各自回到故乡。
得知这些消息，并见到常书鸿所长后，段文杰还是决意留在兰州等待消息。不到敦煌不死心，不见壁画人不归。段文杰很固执。与他一起的3位同学则犹豫不决，最后商议还是放弃到敦煌，于是告别段文杰，离开兰州返回四川故乡当老师去了。
在兰州等待的日子，段文杰过得并不好。要生存，要接济家乡的亲人，还不能放弃作画。几经周折，他终于被兰州一家生活服务处接收做了临时工，工作是为一些南来北往的人介绍工作。辛苦挣到不多的薪酬，不仅要维持生计，还要买纸、笔和书，保证不间断地学习和画画。
就这样，段文杰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和挫折。
他在内心感谢之余，却也明白，身处现世，人生的路，要靠自己一步步走，真正能鼓舞你的，是自己的意志和对理想的追求。
终于在1946年7月，在兰州驻足了近一年的段文杰等到了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还要办的消息，这个消息足以令他发狂。
不久后，常书鸿所长经兰州返回敦煌，段文杰便与他一道前往，向敦煌进发。
“戈壁荒滩，山峰大多是光秃秃的，树木很少，与四川的青山绿水迥异。但在漫长而广袤的河西走廊，也到处散布着一些大大小小的绿洲，生长着树木和庄稼，而绿洲簇拥着城镇和村落。”——这就是当时段文杰眼里的西北之西的风情。
经过六七天的颠簸，段文杰终于到达了盼望已久的敦煌莫高窟。临风驻足，心潮澎湃。他的双脚终于结结实实地踏上了这块热土。
一见壁画，执着交付后半生
“一看到这个壁画，我就像一头‘饿牛’闯进了菜园子，饥不择食，一顿狂吃。”
魂牵梦萦的敦煌莫高窟没有让段文杰失望。
他放下行李。第一件事就是奔向洞窟。在洞窟里，段文杰惊喜万千：壁画原作比临品更美，美得令人震惊。“哎呀呀，石窟内部辉煌灿烂，石窟外部破破烂烂。一看到这个壁画我就像一头‘饿牛’闯进了菜园子，饥不择食，一顿狂吃。”段兼善重复了父亲生前讲过的这句话，不由地笑了起来。
“后来父亲告诉我，在重庆看到的张大千先生展览的壁画只是其中极小的一部分，而身临其境直接面对洞窟内的墙壁，印象完全不一样。那可是原著啊。那是上千年前古代艺术家留下来的原著。十个朝代，每个朝代有它不同的内容和风貌。十个时期，都是很突出的。父亲在榆林窟﹑西千佛洞﹑东千佛洞同样也看到了博大精深﹑数量众多的艺术精品。但他同时更加心痛：风化脱落、烟熏火燎、手划刀刻……自然与人为的伤害令这些绝世的艺术品逐渐凋零。于是，他暗下决心：要临摹它，要宣传它，要研究它。不能让它再支离破碎了，不能让它再损毁失散了。”
在这惊喜和痛心之间，段文杰把自己的后半生交给了莫高窟。这一交，就是60年。
于是，从1946年下半年开始，段文杰共临摹各洞窟不同时期的壁画大大小小400幅，这一成绩在敦煌莫高窟个人临摹史上创下了第一。1948年在南京的壁画展，达100多幅；1951年在北京历史博物馆的壁画展达220多幅，为展会最多艺术品。1947年和1948年，段文杰及其同事们对莫高窟洞窟进行了一次全面的编号、测量和内容调查，他们做的洞窟编号被认为是最完整和科学的，至今仍在沿用。
“父亲的一生并非一帆风顺，而是屡遭磨难和身处逆境。他过了足有20年心情不愉快的日子，但他凭着坚强的意志、宽阔的胸襟和乐观豁达的性格，挺过了重重风浪的冲击。他像莫高窟前那高高的白杨，虽经雨雪风霜、飞沙走石的严酷袭击，却依然挺立，依旧阳光。”
整整60年，段文杰扎根敦煌，敦煌实际上成为他的第二故乡，莫高窟就是他的精神家园。敦煌的传统文化和艺术是他生命的支柱和力量的源泉。他曾说过，敦煌是我生命的全部。还说过莫高窟是我家，我把毕生精力都奉献给了保护、研究和弘扬它。这是他的真实写照，也是他一生事业的轨迹。正如一些学者所说的那样：段文杰先生在用他的生命，谱写弹奏出大敦煌交响曲乐章的最强音。在敦煌研究院发展史的关键时刻，他起到了旗手和奠基人的作用。
无论过去多少年，每当段兼善回味这段岁月的往事，便会像闪电一样掠过他的心灵。
坐在段兼善对面，我已深深感受到他内心涨起思念父亲的潮水。
“我遇到困难的时候，就会想到父亲。在事业上他要求我临摹要临摹得更好，搞研究就要研究得到位。悲情的历史多少会加重我的人生沧桑感，也许正是这个原因，我在创作绘画时有了越来越多的人生回忆，这种回忆又渗透到了我的笔墨之中。所以，无论身处怎样一种境况，我都会在平和、满足和不息的工作中寻到内心安宁和福祉的源泉，因为，这是我父亲的切身经历留给我的宝贵财富。他是一个大写的人，我崇拜他，永远怀念他。”
作者简介：
陈旻，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国家一级登山运动员，自由撰稿人。曾出版过《马王巴拉图苏和》等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