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徐安琪认为，通过其研究团队发表的首份关于中国省级环境数据的独立报告，凸显出中国环境信息公开中的诸多问题。
近几个月，中国的环境数据占据了很多国际媒体的头条位置，特别是其引起争议的空气质量监测标准。尽管邓小平要求中国人民“实事求是”，中国距离公布从实际出发的环境数据和信息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我和我的同事最近发表了一篇具体分析中国省级环境数据的研究报告。我们引入了一种环境绩效指标模型框架，帮助中国政府追踪政策目标的完成情况，并为中国政府怎样采用更为积极的绩效标准来制定环境政策提供建议。
我们共研究了环境政策12大类中的32个指标（其中包括空气污染、水质、环境变化、生物多样性、农业和林业）。我们研究和进行指标建构的数据都来自中国官方。
我们的结论是，中国很多环境衡量指标都缺少清晰的政策目标，也缺乏对数据来源和透明度的关注，导致政府未能发展在省级层面有效解决环境议题的能力。此份报告具体分析了上述问题，几个要点可以概括如下：
首先，基线环境数据极度不平衡。想要构建环境政策有效性的绩效评价指标，基线数据必不可少，但不到一半的环境政策将此囊括在内。基线数据在经济可持续发展指标中最为常见(68%)，在生态系统生命力指数中应用的最少(20%)，环境健康指数使用量居中(42%)。此模式反映出，过去十年，中国制定环境政策时优先考虑的是工业领域的污染控制和资源利用效率。
第二，原始数据难以采集，使得数据质量无法评估。我们的报告提供的试行指标都是建立在官方数据基础上的。但是，我们无法独立评估这些数据。我们发现，官方数据指标缺少数据收集方法和监测系统的具体信息，我们也毫无可能从监测站获取原始数据；我们也无法获得印证官方统计数字的第三方数据。由于上述原因，很难评估官方数据的合理性和可靠性。我们担忧，官方数据在多大程度上反映着真实情况。
第三，现用的测量系统也很不平衡。依照一套完整的方法论，以定期进行为基础、数据结果透明可查的连续测量对环境绩效监控至关重要。在中国，堪称范例的是与工业效率有关的测量系统：数据公开发表，符合基本要求，并因此可以用来指定五年计划中的绩效指标。其他领域的测量系统大都有缺陷。例如，环境系统测量方法变化频繁，导致比较研究难以开展；而空气质量和水质的测量标准被以各种方式转化，给绩效追踪造成困难。
第四，大多数候选指标的政策目标并不清晰。总的来说，我们能够建立一个基础，为框架内33个指标中的21个构建政策目标，其中8个为环境健康目标，7个为生态系统生命力目标，6个为环保可持续目标。除此之外，还有50个指标由于缺少清晰的政策目标，无法计算绩效，从而未被包括在内。但，缺乏合适具体政策目标的情况并非仅仅发生在中国。很多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在目标确定上都有相似的问题。
贯穿以上所有观点的主题就是数据和信息需要更加透明。2008年5月1日，中国开始施行《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行)》，但在提供透明的环境数据方面，中国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中国非政府组织“公众环境研究中心”和美国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NaturalResourcesDefenseCouncil）的研究者们发现，中国大多数的最大城市在上月发布的第三期“污染源监管信息公开状况(pITI)”中被评为不合格。在参评的113座城市中，只有19座在信息公开方面得分超过及格线。报告的作者在概要中说，在中国，环境信息公开做为一个“创新制度”，到目前为止还处于初级阶段。
我们相信，《污染源监管信息公开状况(pITI)》和我们的《建构中国环境绩效指标》这两份报告的价值在于提高中国的环境数据和结果的透明度。只有信息透明，渠道公开，才能制定良好的环境政策。更大程度的透明能够促进研究发展和政策制定，开发新型模式，这对中国在可持续发展道路上的艰苦跋涉有利无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