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珠三角各地纷纷公布了pM2.5监测实时数值，结果显示全部达标！对此，广东省发改委原主任李妙娟在全国“两会”上质疑广州“完美”的pM2.5监测结果，认为监测结果不应是“为了公布而公布”、“这是浪费钱财，到喜马拉雅山去监测算了”。
同时，许多网友也质疑pM2.5的监测选址存在故意降低标准的嫌疑，有人甚至用“粉饰太平”来形容。因为从名称上来看，大多选址集中在学校和公园里，而这一般是空气良好之地，加上最近冷空气把污染都吹跑了，所以，监测结果并没有网友预计的那样糟糕。
而在媒体的热炒下，pM2.5监测选址被推上风口浪尖，成为舆论争议的焦点。
日前，为解答社会各界的疑问，记者分别采访了广州市环境质量检测中心空气质量监测城市超级站负责人黄祖照、北京环保NGO组织公众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以及广州环保NGO组织“绿点·广州”负责人张立凡。
专家表示，pM2.5等空气污染物监测站的选址，并非像外界所认为的那样存在刻意降低标准的嫌疑，而是通过科学细致的长期普查，在综合相应的社会因素后，最终做出的相对准确和适宜的选择。
但同时，专家也表示，当时选址所依据的相关标准，对照目前的城市发展和经济发展速度，显得有些落后，希望能够将相关选址细则公布于众，让公众予以“有建设性的争论”，从而达到改进的目的。
10个监测点如何产生？
百余个候选点+海量数据+历时数年
黄祖照是亲身经历过广州空气质量监测站点选址工作的资深环保专家，他表示，目前广州的10个国控监测点，均是参照国家环保部相关选址标准，经过数年的长期监测后，从100多个候选监测点中反复筛选，最终选择出来相对能够比较稳定地表现广州整体空气质量的选址。
“这100多个候选点，是根据广州市城市建成区的地图，按照2×2公里或者1×1公里，划出100多个地理网格。划好网格后，我们就派驻大量工作人员进驻，每年在冬季和夏季各选1个月，在共60天时间里，每天都要监测。而且每天的监测保持内容和形式的多样性，监测内容和指标以及监测耗时都不尽相同。”黄祖照说，“但是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100多个点每天都要同一时刻统一节奏地对相应指标进行测量，包括pM2.5在内的各项空气污染物指标，而这样的数据采集工作一直持续了好几年。”
黄祖照表示，就是按照这样的方式，广州市环保部门在获取海量数据基础上，对广州市空气污染浓度的地域性分布和平均值水平，有了一个较为全面的掌握。
“就是通过大面积、长期坚持、扎实的监测工作，掌握了较为全面而且准确的情况后，同时在兼顾考虑建设监测站所需其他便利条件下，广州将相关方案申报省、国家的环保部门，经过省、国家专家委员会的反复审批，最终确定了目前10个国控点的网格地理位置。”黄祖照说，这每一个选定的国控点网格，基本都能符合国家相关标准，监测数值能够较为准确地表现方圆30平方公里内的空气质量总体水平。
“在每个地理网格1—2平方公里的面积范围内，几乎每一个角落，我们都进行过采样，而我们发现每个角落的空气污染情况，基本差不多。所以，只要是监测站设在被选定的网格内，具体设在哪一个具体地点都不容易出偏差。”黄祖照表示，只要是选定了网格，设站点的事情就相对容易一些。
为什么选点校园？
基于许多复杂综合因素考量
记者也发现，广州市10个国控点选址，其中有7个设在学校内或学校附近。黄祖照表示，之所以选址在学校，是基于许多复杂综合因素考量。
黄祖照介绍，每一个监测站初始建站费用近150万元，其中所需置备的标准仪器组，每套价格在100万元左右，很多是昂贵的进口仪器，而且监测站的水、电、通讯等需求，都必须保障24小时内不能间断，同时，还会派驻工作人员在站点工作，维修人员也要能及时上门维修，所以要求监测站点的选址既要考虑安全性和物资供应的持续性，也要考虑工作人员的出入便捷程度。
黄祖照还表示，按照国家标准要求，选址的同时需要对站点取名，而且取了名字以后就很难更改，为此，选址取名要求既要好记、又要有区域地标性和代表性。同时，取样口的设置高度也有特别要求，既不能高也不能低，所以建站需要在25米高度之内。
“基于以上要求，专家综合考虑后，普遍认为学校是备选网格中最符合条件的建站选址地点。”黄祖照说，首先学校有符合高度条件的大楼，而且学校大楼的楼顶从建筑结构角度比较适合建站，工作人员和维修人员上下都比较方便；其次，学校人员情况较为单纯，基本都是学生，有大门有保安，没有闲杂人等出入，安保性的要求得到了满足；最后，学校在水、电、通讯方面的保障本来就比较好，有天然的便利条件。
“你设置在高层居民楼楼顶，或者大厦楼顶，首先我们的工作人员出入就不方便，其次大楼里的人员比较复杂，仪器的安全性得不到保障，有可能会被偷，而且相关数据也需要保密，不能让外人随便进去看，而且水、电供应保障也有出问题的可能。”黄祖照说，“按照要求，相关监测必须24小时连贯不停，一旦停电就会影响数据生成，从而会影响整体数据，而学校的电力供应一向都比较有保障。”
学校空气好监测数值肯定就好？
“这个说法不太科学”
同时，张立凡表示，现在市民和网友在网上所见到的站点多数设置在了公园、学校，就认为这个地方本来就空气好，而且树木多，能够对空气的净化起到一定作用，所以监测数值肯定就好。
“这个说法是不太科学的。”张立凡表示，树木的确有净化功能，不过选址校园或公园，是因为这些地点所处地势相对平坦开阔，空气流动和污染物水平相对比较稳定，偶发性因素在此地对数值的影响一般较小。
“空气监测仪是很敏感的装置，如果把取样口设置在马路旁，如果一辆大卡车冒着黑烟跑过来，那么数值有可能在一个小时内就迅速飙升几百倍，而这么一个偶发性的数据，就会导致当天的整体数值出现高偏差。”张立凡说，在科学研究中，只有经过长期观测的具有普遍性的数值，才能反映最接近真相的情况，而偶发性数据往往在研究中会排除在外，而正是基于这种科学的考虑，所以环保部门在设立监测站点选址标准时，偶发性因素出现较小的平坦空旷空间，会成为选址的首选地点。
黄祖望也表示，虽然选址大多在学校，但是如果仔细看地图，会发现很多学校均坐落在主干道附近，而主干道也是机动车尾气排放最集中的区域。
“比如说广雅中学，在东风西路路旁，周边是著名的西村工业区，曾经有西村电厂，还有水泥厂。”黄祖照说，“如果我们把这个站名叫做东风西路某某号站，是不是市民的误解会少很多？”
黄祖照还说，由于空气质量标准新标制定过程中的相关研究，是与人体健康标准挂钩的，所以学校这种人流密集的场合，也是选址的考虑之一，“毕竟pM2.5与人的活动息息相关，所以在人多的地方进行监测是比较合理的。”
同时，记者发现10个国控点也并非全在公园、学校，也有部分设在人口密集地区，如吉祥路广州市中心监测站就设在马路边，夹在东风路和中山四路中间。
张立凡认为，无论怎样选址，都不能最准确地反映广州空气质量的总体水平。同时，他表示，目前城市用地资源紧缺，楼顶加建新建筑报批手续也比较繁杂，监测站选在学校，也是折中之举，“毕竟都是政府管辖的单位，手续和审批办起来都比较方便。”
选址细则跟不上城市发展？
“的确存在缺陷和瑕疵”
不过，张立凡和马军也分别对现行的pM2.5监测国家选址标准提出质疑。
张立凡曾在环保部门工作多年，对于选址，他认为环保部门所依照的细则对比现在的城市发展水平，显然是有些落后的。
“我国空气质量监测站点的选址标准比较旧，这个标准的制定是以当年老城市规划分区标准为基础的。”张立凡说，当年的城市规划是以功能区划分为主要内容，即把城市划分成工业区、居住区、文教区、商业区等若干块功能区，而并没有把机动车的排放因素准确地考虑在内。
“目前广州市城区扩张速度很快，而且机动车的增长量超出了城市规划者的预期，”张立凡说，机动车尾气排放成为空气污染物的主要来源，这是当年制定选址标准时所没有考虑到的情况，“所以，现行的选址和选址标准，似乎有点跟不上城市的发展了。”
黄祖照也表示，当年制定选址方案时，是按照54平方公里的广州老城区面积为规划基础而制定的，但广州城区近10年有着突飞猛进的扩张速度，原有的方案似乎无法有效实现对现有城区范围的有效覆盖了。
马军则表示，目前国内对于空气质量尤其是pM2.5的监测站点选址，有不少非议之声，从发达国家经验来看，中国的相关标准的确是存在缺陷和瑕疵的。
“我觉得有争议是好事情，有争议才能进步。”马军建议环保部门是否可以将相关选址细则公示出来，让社会公众看一看，同时议一议，“通过有建设性的争议，能够让环保部门将相关细则制定得更科学、更完善嘛。”
同时有专家表示，对于空气质量监测的技术和研究，也是上个世纪中末期才开始，相关成果还不是很完善和成熟，还存在许多争议。国内的相关研究起步则更晚，目前公开渠道可见的中文相关研究资料，最早来源于1996年。
“存在争议很正常。”专家表示，但是争议双方必须都具备一定的环保科学知识和理论基础，不能望文生义，在没有对相关基础知识掌握前，看到学校和公园字眼就盲目认定选址有问题，并质疑相关监测工作有意将数据人为降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