污染严重耕地应停产
摸底土壤环境情况，一需要确定标准；二需要落实资金
“镉米”风波引发人们对土壤污染问题的关注。对此，国土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已宣布，我国正在绘制土壤重金属元素“人类污染图”，全面会诊土壤污染状况。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有关负责人在一次会议上说：“数据显示，全国已有1.5亿亩耕地受到污染，有的地方土壤中污染物超标达到几十甚至几百倍。”如果按照全国18亿亩耕地计算，被污染的面积约为8.3%.然而，目前土壤污染底数不清、土壤修复相关法律和标准缺失，都让我国耕地重金属污染修复工作任重道远。
土壤环境质量标准如何定？
“好不容易种出来的稻谷就是没人敢收，更不用说卖出好价钱了。有关部门应该让我们知道哪些地方不能种，哪些地方可以种。”被检出大米镉超标的种粮大户忧心忡忡地说，这也是萦绕在很多种植户心头的烦恼。
2013年6月，环保部公布的《2012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称，已经完成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然而，相关信息并未公开。
重金属污染的信息不透明，给土壤监管及防治带来了困难。华南农业大学资源环境学院土壤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卢瑛说：“因为土壤治理要根据其污染程度来进行，如果是轻度污染，是一种治理方案；如果是严重污染，又是一种治理方案。”
在3月召开的全国“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吴青领衔提交了“关于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的议案”。吴青表示，当务之急是要建立起涵盖土壤污染标准、清洁生产、污染风险评估、污染监测、治理与修复、污染应急、公众参与等内容的制度体系。
“在全国土壤污染普查的基础上，制定、修改、完善农业、工业、商业及居住用地土壤标准。这个标准同时是对土壤进行风险评估及治理修复的标准。”吴青说。
污染风险评估方面，一方面针对土地规划使用的土壤，另一方面针对建设项目周边土地，在动工和投产前进行评估。同时，根据土壤污染途径的特殊性，全面掌握水污染、大气污染的信息，及时掌握污染情况。针对已经污染的土壤，由相关具有资质的公司进行土壤修复，未经修复的土壤不得进行开发与使用。
吴青认为，镉超标大米出现后，地方政府第一步应对产地土壤质量进行检测，问题严重的要停止耕种。如果不停产，这种大米还会流向市场监管不严的区域，危害人体健康。第二步要立即开展修复治理，并视修复情况决定是否复耕。
2013年2月，环保部发布了《国家环境保护标准“十二五”发展规划》，当中提出了一系列环评标准。如在土壤环境质量标准方面，要求修订土壤环境质量标准，建立包括农用地、居住类用地和工业用地等的土壤环境质量标准体系，进一步完善有毒有害物质控制指标。
土壤修复资金从何而来？
明确了土壤质量标准之后，修复的资金来源是另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修复资金肯定是一笔巨资，这笔钱由谁出，也是一个大问题。”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副院长柴发合说。
据悉，根据《全国土壤环境保护“十二五”规划》，“十二五”期间，用于全国污染土壤修复的中央财政资金将达300亿元，包括受污染农田、城市“棕色地块”及工矿区污染场地。“这点钱，来修复重金属污染的耕地，塞牙缝都不够！”一位业内人士说道。
以上世纪70年代日本富山县土壤修复为例，一共863公顷（12945亩）农田，总共投入3.4亿美元，花费了33年时间进行客土法修复完成，平均每亩修复费用近18万元人民币。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对于大米的镉限量标准为0.4mg/kg，而我国镉米限量值仅为0.2mg/kg，健康风险控制是要严于其他发达国家的，大米中镉限量标准严，意味着土壤中镉的质量标准也相应地严格。陈世宝表示，以日本镉污染土壤修复案例来说，如果按照我国大米镉标准，那么修复成本和时间将更加巨大，修复措施也更加困难。
中国土壤环境保护政策研究项目组建议，未来5-10年间，应通过修复工程试点，再综合考虑中国土地资源国有的特点和“谁污染、谁治理”的基本原则，探索合理的修复资金分配机制。资金来源可包括对污染企业征收的污染税、受污染地块的开发商出资、政府拨款、向责任人追回的治理费用、对逃避承担相关环境责任的公司及个人的罚款、当地社区和居民的集资、公益捐助、基金利息等。
为了解决治污资金问题，美国超级基金的资金来源主要通过以下几个渠道筹集：自1980年起对石油和42种化工原料征收的原料税；自1986年起对公司收入征收的环境税；一般的财政拨款；对与危险废物处置相关的环境损害负有责任的公司及个人追回的费用；其他如基金利息以及对不愿承担相关环境责任的公司及个人的罚款。
而利益相关方支持（即最相关部门的参与）也是进行土壤环境监管的重要因素。美国污染场地管理流程的一个主要原则就是社区的全程参与，因为污染土壤的“谁污染、谁治理”原则有时很难实施，污染土壤的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是一个有效的解决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