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家发展可再生能源的大背景下，如何发挥生物质能企业的生产积极性，将对“十二五”期间实现我国可再生能源的发展目标提供帮助，这组报道正是基于上述初衷，展现生物质能行业的真实发展现状，期望能够对行业中的相关人士提供一些参考信息。
生物质发电企业患上政府补贴依赖症
■生物质能企业生存现状调查·生物质发电企业
自从8月底江苏省传出13家生物质发电厂因原料收集不足而集体陷入亏损的消息后，各地就不断有生物质发电企业亏损的报道见诸报端。
上周，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随机调查采访10家生物质能相关企业，其中的6家生物质发电企业全都陷入到亏损中，一些生物质能发电厂甚至在建成投运后不久就因为亏损而停产。与此同时，不少还在运营中的生物质发电企业正陷入到对政策补贴的依赖中，企业们普遍寄望通过国家的政策补贴走出经营困境。
亏损魔咒
生物质发电企业的亏损已经传递到供货商身上。
包括国煤惠民能源技术（北京）有限公司在内的多家生物质能技术研发和设备生产企业的人士告诉记者，受到生物质能源生产型企业大面积陷入亏损影响，发电企业选购设备或者更新技术的积极性明显降低。
上周有知情人士向记者爆料，生物质直燃发电厂亏得厉害，七成左右都在亏损。
同时，不少生物质发电企业正陷入到对政策补贴的依赖中，企业普遍希望靠国家的政策补贴走出困境。比如陷入亏损困境的苏北地区的生物质发电厂。
在生物质直燃发电领域，仅国能生物发电集团在国家和行业内外的支持下陆续成功投产和建设约40多个生物发电厂。而另一生物质发电领域领军企业——凯迪电力，2011年集团生物质发电实现净利润3000万元。
上述知情人士透露，这些企业的盈利与享受到政策补贴有关，旗下大部分电厂的盈利情况不是太好。
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试图联系两家公司进行采访，求证上述说法。但截至发稿，负责媒体联系的人士的电话一直没有人接听。
之前有消息称，江苏省国信资产管理集团有限公司在如东、淮安、泗阳、盐城建成投运的4座生物质发电厂已经长期亏损。而这并非个别现象，在记者拨打电话采访的6家生物质发电企业中，规模相对较大的江苏正兆生物质能发电有限公司官方网站上的联系电话已经欠费停机。
上述知情人士称，中小型的企业面临的困境更严重。一些企业的发电厂在建成投运后不久因为亏损停产。
除了调查单上的10家企业外，记者随机拨打了一些中小型生物质发电企业的官方网站上的联系电话，多数企业要么联系方式不对、要么电话无人接听、要么停机。
中国农村能源行业协会生物质能专委会秘书长肖明松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国内已经投产的生物质电厂现在停产的遍地都是，山东、江苏、河北是生物质发电厂亏损较为厉害的省份。“员工成本和原料成本蹭蹭地上涨而电价却是微小地浮动或者是不动。”
难解的发电量
深陷亏损之中的企业们普遍将亏损原因归结为燃料供应不足，不能保障运行时间；生物质能源经济效益低；以及政策补贴不到位。
中国经济时报记者在采访中发现，采用不同锅炉的生物质电厂，其发电量、年利用小时数差异巨大，有些项目的设备年发电量甚至不到平均水平的50％。
肖明松认为生物质能源产业中小微企业众多，大部分企业技术落后、管理水平不高、能源利用效率不高，企业的效益堪忧。
同时，生物质电厂的原料收集缺乏连贯完善的收集系统。企业的逐利性加上地方政府出于招商引资的需要，忽略了产业的规划需求，而造成生物质发电厂密集，争抢原料，“吃不饱”。而国际经济环境的恶化，欧债危机影响到碳减排交易下降也是企业亏损的原因之一。
国煤惠民能源技术（北京）有限公司项目负责人杨先生说，生物质直燃发电燃料主要是秸秆、农林废弃物或者含水量较大的垃圾，这些燃料热值低，建议最好经过生物质燃料生产企业进行相应地转化，改变物理或者化学结构后再使用。
肖明松建议，生物质发电企业要想扭亏为赢，必须要想办法解决原料成本上升而能源价格固定两者间的矛盾。“这个成本企业如何消化？而补贴也不是随意就可以拿到的。”
企业练内功
亏损之下，一些生物质发电企业们将筹码压在了国家政策补贴上。
河北耿忠生物质能源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戴树智建议国家增加财政补贴，并在税收财政等政策上相应的倾斜。他认为未来一段时间内，我国生物质能源行业假若可以实现快速发展，将主要得益于国家政策支持力度不断加大。
这种依靠财政补贴来发展的模式正在受到一些企业的质疑，他们认为企业应当加强内部管理。
国能生物发电集团有限公司的一位人士告诉记者，一个涉农的生物质发电行业，如果人员管理不到位，将导致燃料价格管理不善，推高成本，很轻易就会把生物质发电的利润消耗掉。“如果当地资源量合适，原料供应模式合理，锅炉和上料关键设备选型科学，国内生物质发电企业完全可以做到7000多小时以上的年利用小时数，能够盈利。”
肖明松出于生物质能源利用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大于经济效益的角度考虑，建议大型国有企业主动承担起社会责任，拓展生物质能源领域相关业务。
他指出，当前生物质能源产业中存在了太多的小微民营企业，这些企业难以管理，会让美好的政策规划也难以落实。
庄会永认为，出于产业健康发展的考虑，只有产业模式科学、管理得当，同时采用了较高水平的转化技术和装备的项目能够得到扶持。建议组建以政府、行业管理、专业审核为一体的科学的、长久的跟踪管理机制，这个工作应由政府主管部门牵头进行。
生物质能源科技企业盈利模式现隐忧
■生物质能企业生存现状调查·生物质能源科技企业
不同于早在8月份就因原料收集不足而提前“入冬”的生物质电厂，生物质能源科技企业虽也是大小不齐、格局无序，但由于没有原料收集的制约，研发企业的盈利能力明显高于能源生产企业。
中国经济时报记者在对生物质能源企业的调查采访中发现，由于规模较小，生物质能源科技企业前期投入的成本可控，大多数企业都能盈利，但同时小企业的技术开发手段和投入能力不足，导致相关技术良莠不齐。
专家建议相关企业发展全产业链的技术研发和创新模式，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做大企业规模。如果这种模式运用得当，反作用到生物质发电的企业身上，或许可以在原料收集瓶颈难解的情况下，实现生物质能源运营企业的扭亏为盈。
普遍盈利下的隐忧
一家曾经只有300万元投资规模的小型生物质能源科技企业，经历过短短几年的快速发展后经营规模瞬间扩大了七倍，资产总额超过2000万元。
青岛中森生物质能有限公司总经理冯智渊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说，实现快速扩张的原因在于运作思路的创新。他画了一个大图，计划在未来的两到三年内，将业务拓展到山东、河北、河南等地，打通上下游产业链，上游拓展至生物质资源育苗、种植，下游会拓展至灰渣开发利用。
过去五年里，中国生物质能产业快速扩张，各地兴建起一批垃圾发电、秸秆发电的生物质发电企业，为给产业链做设备配套生产的企业们创造了巨大的配套需求。
合肥德博生物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和国煤惠民能源技术（北京）有限公司负责项目的人士告诉本报记者，公司整体盈利情况非常乐观，“给生物质发电企业做配套工程，要比投资生物质发电企业容易赚钱得多。”
中国生物质能源产业的现状，催生了相关配套产业的蓬勃发展。
国家农林生物质能工程专家庄会永认为，中国农林生物质原料复杂多样，品质差异巨大，需要一套性能稳定可靠的设备，能够最大限度适应中国多品种、多形态、季节差异大、含水量与热值复杂多样等问题的燃料。
尽管表面看起来热闹，但是国内的生物质能源技术设备生产商依然无法获得足够的资金投入到技术研发中。德博的赵先生向本报记者分析说，能源设备运营商犹豫不前，大型的企业或集团主要进行前期的试探和调研，社会投资也在观望，生物质能源技术设备生产商资金实力不强。
目前，我国的生物能源设备研发和设计水平和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主要体现在给生物能源设备生产企业缺乏大型生产设备上。
与此同时，生物质能设备企业依靠上游需求求发展的模式并不可持续。从事了多年生物质能源研究的中国农村能源行业协会生物质能专委会秘书长肖明松说，能源生产型企业难题重重，直接挫伤了企业更新设备和购买新技术的积极性，迟早会影响到配套的设备生产和技术研发企业。
缺乏龙头企业
尽管看起来很好，但是无序化地竞争已经让一些企业有了危机意识。
冯智渊说，行业中的企业普遍规模小，竞争无序，产品质量参差不齐，需要一个龙头企业示范引导。
中森进入生物质能源领域后，瞄上了小企业，他们提供产品给厂家，并将所生产出来的产品回收包销，解决小微企业市场销售没有开拓能力问题。
而冯智渊当初执意选择进入生物质能源行业也是看中了生物质能产业未来的发展前景。他希望能够吸引更多的生物质领域的燃料生产企业、加工设备企业、炉具生产企业、科研院校、研究所以项目运行模式捆绑在一起“滚雪球”，整合更多拥有技术、资金、资源、市场优势的企业加盟，共同发展。
但是这种模式运作起来还需要时日。当下摆在生物质能技术研发企业面前的一个大课题是，如何将研发方向与生产企业的需求密切结合起来。
肖明松说，目前生产企业更关心的是如何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因此上游需求的利好对技术研发企业的推动力未必还能持续很长时间。
自认为并非大型企业的中森的冯智渊指出，生物质能源利用技术研发领域还没有一家龙头企业或者标杆企业。
德博的赵先生分析说，生物能源科技领域缺乏龙头企业和标杆企业主要在于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小型企业缺乏足够资金进行设备研发和技术升级；二是大型企业又在观望徘徊，而研究机构作出的产品离市场应用较远。
生物质能源转化路线繁多，各领域专家各有所长，经常是各领风骚一两年。庄会永认为，局部虽有突破，于整体产业发展无大建树。
优化扶持方向
国家对生物质能企业的补贴政策并未能惠及到大部分企业。中国经济时报记者上周随机调查采访的10家企业中，仅有3家享有科技补贴或者其他专项补贴。
国煤惠民就是没有领取补助的企业之一，该公司负责工程的杨先生说，企业要想拿到国家补贴，不只手续繁琐，而且两年的审批时间太长。“我们企业的研发资金够用，希望国家有关部门可以出台相关政策加强专利技术的保护，保障技术研发者的合法利益。”
然而，单依靠企业自身的经费进行研发的发展模式，在一些同行看来并不可持续。与此同时，政策补贴的指向不明确也在遭受企业层面的质疑。
冯智渊直言，生物质能发展的关键领域和一些共性的难题需要政策辅助企业引导解决，但不应当让企业产生政策依赖。
他举例说，现行的生物质发电补贴政策，让一些发电厂能够不计成本，从150千米以外的农田拉生物质原料，这种补贴模式并不能激发出企业的创新能力，反而会让企业产生政策依赖。
中国经济时报记者依据公开资料统计，截止目前，我国出台的生物质能相关扶持政策不下十条，但大多分散在各个部门，并未形成系统化、操作性强的管理体系。其突出表现之一是一些政策在一些部门是支持的，在另外部门却没有明确的配套政策，甚至是禁止的，根本无法执行。
上周，接受记者采访的大部分小微生物质能企业反映，企业面临融资难，发展慢，已经形成恶性循环。他们希望国家能在生物质能融资方面有所倾斜。
庄会永认为国内的生物质能源的工业化应用目前还处于起步阶段，全产业链的技术和创新还需继续，坚持“以产业发展、产业资本来牵动科研和创新”，才能使得产业创新、研究和发展较为紧密地结合起来。
庄会永指出，在中国开展生物质能源的利用，不能局限于原有的小农、小规模、小型、户用的陈旧思维模式，必须走“规模化、工业化、产业化、标准化”的路子。“这是实现规模经济、成本稳定、质量标准的唯一可行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