垃圾分类如何更好推进？代表、委员纷纷出谋献策
2000年广州成为首批垃圾分类试点城市以来，政府在向市民推广垃圾分类上做了很多努力。2011年4月1日，内地首部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办法《广州市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暂行规定》正式实施，但至今仍有市民疑惑地指出：“有些小区里似乎并没有实施啊？”
今年两会期间，政协委员、人大代表纷纷关注垃圾分类问题并献计献策，有的建议使用高科技设备来“对付”厨余垃圾，有的建议生活垃圾全面采用全生物降解袋，有的则建议立法强制分类……
难题：“终端”建设遇阻配套不足
市人大代表吴雪玲提出疑问，自己周边垃圾分类“动静不大”，是否资金投入不足？
对此，广州市城管委分类管理处处长余尚风表示，垃圾分类正在试点推广之中，没有受到资金不足的影响，但垃圾处理设施选址难却是难题之一，目前与垃圾分类配套的垃圾处理设施建设不能满足需求。
余尚风介绍，垃圾分类在终端处理设施的选址上遇到“邻避效应”，人们都需要这些生活配套设施，但又希望离自己远一点，选哪儿都会有争议的声音。
而在“前端”的家庭，从宣传普及，逐渐树立分类理念，到市民动手参与操作，这要有一个阶段。
生活垃圾全面采用全生物降解袋
据相关统计，去年广州市用于厨余垃圾分类专用生物降解袋共390万个。按照厨余垃圾2公斤/袋计算，广州每日需要的厨余垃圾袋数量在450万个以上。如果全部厨余垃圾采用生物降解袋，那么去年广州全年的采购量还不够一天使用。
市政协委员袁志敏表示，目前，普通塑料袋在厨余垃圾处理过程中大量使用，将造成处理难度更大的“白色”污染，而且导致垃圾二次分拣工作量增加、工作难度加大，后续成本增加。
袁志敏建议，要禁止广州市内大超市销售普通塑料袋、普通垃圾袋，并鼓励完全生物降解塑料包装袋进入市内超市供市民选择购买使用。另外，要责成相关单位确认、落实广州市厨余垃圾专用生物降解袋的政府采购任务。广州市厨余垃圾专用生物降解袋的政府采购、派发、使用等相关工作由专人负责，执行到基层。
鼓励社会组织参与推进垃圾分类
市政协委员、市台联理事蔡武表示，垃圾分类有政府主导的模式，也有社会组织的样本。在我国台北市，社会组织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如社会组织慈济，从上世纪80年代起，慈济在台湾共培养7.2万名环保志工，5400个环保点。在台湾319个乡镇，每一个地方都有慈济的环保点。
蔡武说，广州目前在推广垃圾分类过程中遇到最大的问题是有些小区、街镇、学校、工厂管理人员支持热情不高。他建议，可以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或提供补助、奖励等方式，鼓励社会组织承担垃圾分类的宣传教育、技能辅导、技术服务等工作，让他们成为社会参与的主要推手。
应设立垃圾分类楼层自愿督导员
白云区去年垃圾分类试点的小区主要是依托物业管理公司，首先是发动居民，其次是配齐设施，包括每个家庭、每个楼层。
人大代表叶牛平表示，“垃圾分类源头还是家庭分类，今年广州市就要开始处罚了。”而在垃圾区分方面，人的行为改变是一个长期养成的过程，第一是自觉，第二是强制，通过设立楼层自愿督导员的办法，由社区发动，让居民慢慢养成垃圾分类的习惯。
香港政协委员陈卓智建议，一些丢弃的东西可以捐赠给有需要的人或慈善团体，还可以效法香港，由一些组织专门回收菜肴分给流浪者，或组织“食品银行”，为低收入家庭提供援助。他还建议建立垃圾处理的奖罚机制。“应该将垃圾处理作为一种福利政策，并将其提升为民生工程。”
立法强制要求居民分类存放垃圾
市政协委员、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广东省电力设计研究院设计总工赖峰表示，“市民、群众都能感觉到垃圾分类的概念，然而，垃圾分类的精细化管理不够，垃圾投放、运输、处理等一系列步骤并没有严格按照流程去做，也没人跟踪和监督。”赖峰说，这样的垃圾分类不彻底，大家也就没信心了。此外，垃圾资源回收处理的垄断也不利于垃圾分类的推广。
赖峰建议，可以通过立法强制要求居民在产生垃圾过程中就做好分三类存放、资源回收利用与推动垃圾费随袋征收等多项措施。建立垃圾再生资源回收处理厂，引入市场机制，按照企业经营、政府补贴的模式进行处理。
可试点社区安装厨余垃圾终端处理机
亲眼看着自己分类好的垃圾被清洁工混在一个袋里收走的情况，是很多市民都经历过的。
市政协委员杨浩益指出，广州市环卫局提供的数据显示，广州中心城区垃圾日产量为7500吨以上，最多的是厨余垃圾，超过四成。因此，他建议在有条件的小区安装厨余垃圾生物终端处理机，这种处理机可以处理所有的有机垃圾，处理过程中生成的物质只有清水，连垃圾的腐臭味也可以消除，是十分环保的。而以后，甚至可以要求新建的楼盘必须安装此装备才能通过验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