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温室气体清单编制作为应对气候变化的一项基础性工作，是气候变化国际履约的义务。
我国目前已完成5个年份的国家温室气体清单。具体而言，分别于2004年、2012年和2019年向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秘书处提交了我国气候变化国家信息通报，除全面阐述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各项政策与行动之外，详细报告了中国1994年、2005年和2010年国家温室气体排放数据。2017年和2019年两次报送我国气候变化两年更新报告，分别披露了2012年和2014年国家温室气体排放信息。
当前国际气候治理出现新要求，国内面临开展碳达峰碳中和行动的新形势，现行的国家温室气体清单编制的工作机制难以有效适应。目前，国内温室气体清单主要依据《1996年IPCC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和《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优良做法指南》有关规定要求，通过独立的统计与核算工作编制形成，数据需求量大，耗时长，且多以研究项目形式开展，尚未形成完善的清单数据资源供应体系。
2016年11月生效的《巴黎协定》明确要求各缔约方在2020年后提高减缓、适应、资金、技术、能力建设和透明度行动力度。其中，在新的透明度框架下，各缔约方都要每两年提交一次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报告并接受国际技术专家审评。尽管现阶段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履行清单编制义务的频率和内容方面有明确区分，接受审评的形式和要求存在差异，但是可以预见的变化趋势是，对发展中国家透明度要求将逐渐加强，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报告内容和频次都将增加，同时将接受严格的国际审评。这些新要求势必对我国温室气体清单编制基础能力提出严峻挑战。
比较而言，生态环境管理部门通过多年的生态统计调查制度实践，已形成较为齐全的生态环境基础数据，有力地支撑了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开展，特别是近年来如火如荼开展的污染防治攻坚战。这些数据涉及水、大气、土壤、生态、核与辐射等不同环境要素，覆盖工业源、农业源、生活源、移动源和集中式污染治理设施等不同排放源。
在这些数据资源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环境监测类和统计调查类数据。其中，环境监测数据包括水环境、大气环境、土壤环境、噪声环境、核辐射环境等方面的数据，数据获取主要依赖于日臻完善的国家环境监测系统网络，涵盖1436个国家空气质量监测站点、82个沙尘暴监测站点、1011个酸雨监测站点、956个地表水水质监测断面、20401个地下水监测站点、301个近海水质监测站点以及35000多个土壤污染监测站点。生态环境统计调查类数据主要指依据生态环境统计调查制度，通过全国污染源普查、专项调查、季报和年报等4种形式从不同类型的排放源收集的基础数据信息。
其中，各类排放源数据由5个主要渠道产生：全国污染源普查、生态环境统计调查、排污许可管理、总量减排核算以及环境税征稽。每种渠道获取的数据，比如全国污染源普查数据、生态环境统计调查和总量减排数据、排污许可数据、环境税数据、污染物排放数据等，都有归口的业务管理部门负责。通过对比研究发现，全国污染源普查与生态环境统计调查数据覆盖的范围更广泛，对数据需求较大的温室气体清单编制工作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提供有效的技术支持。
随着今年1月生态环境部《关于统筹和加强应对气候变化与生态环境保护相关工作的指导意见》的颁布，加紧厘清全国污染源普查、生态环境统计、排污许可管理与温室气体核算等相关制度的关系，强化有效衔接，加快构建相对稳定、适度超前、简洁高效的生态环境统计制度体系，正成为各方关注重点。根据生态环境部门职责和管理需要，在生态环境统计体系中，探索增加温室气体、消耗臭氧层物质、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生物多样性、海洋污染物等统计指标，将有助于温室气体排放核算的基础数据收集和交叉验证。
值得注意的是，探索将温室气体纳入生态环境统计调查，应秉承“求同存异、分类处理”的原则，其中对于统计调查对象相同部分的内容，综合考虑排污许可管理、生态环境统计整合现有调查指标，以满足温室气体和常规污染物协同核算需求。对于统计调查对象不同的部分，可增设相关统计指标进行调查，但应纳入生态环境统计体系。考虑到目前国家统计有《应对气候变化部门统计报表制度（试行）》，对调查对象重合度高的，应纳入生态环境统计调查；对调查对象差异大或专业性强的参数指标，可探讨纳入专项调查制度。以管理状况为主的应对气候变化工作，可研究制定纳入生态环境统计调查制度的具体管理办法。同时，建议生态环境统计调查制度的相关改革也要遵循“相向而行、兼顾履约”的原则，结合国际通行的温室气体清单核算透明度要求、MRV（可测量、可报告、可核实）规范，与时俱进做出适当优化调整，确保建成高质量的生态环境大数据平台，促进有助于降碳减污协同增效的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建设，以便有效支撑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和二氧化碳排放达峰行动。
作者单位：冯相昭、王鹏，生态环境部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 张震、王军霞，中国环境监测总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