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观点: 构建“配额+自愿减排量”的市场化减排机制。碳配额交易：以免费配额为主，将适时引入有偿分配；CCER 作为碳交易市场的补充机制，也可吸引更多主体主动减排，参与碳市场。预计未来八大重点能耗行业纳入碳市场后，碳配额交易市场规模可达 3000 亿，CCER 市场规模可达 300 亿。
垃圾焚烧减碳效应显著，企业有望通过碳交易增厚业绩。“十四五”垃圾处理结构将持续优化，中西部地区生活垃圾焚烧能力有望进一步提升。根据测算，当 CCER 交易价格为 30 元/吨时，垃圾焚烧发电企业售电收入可增厚 4.1%。
填埋气利用渗透率较低，CCER 贡献额外收入。《全国农村沼气发展十三五规划》提出，到 2020 年沼气总产量达到 207 亿立方米。目前我国沼气发电主要来源为填埋气，资源化利用率较低，随着有机废弃物处置市场的蓬勃发展，沼气资源利用市场有望加快开拓。根据测算，当 CCER 交易价格为 30 元/吨时，填埋气发电企业售电收入可增厚 25%。
林业碳汇将迎交易热潮。以经济手段提高森林面积的政策已在多国实施，这意味着，有减碳压力的企业不用自己去植树造林，购买碳汇便可实现减碳；也意味着，进行植树造林以及维护森林系统的组织和个人，可通过出售碳汇获益。根据测算，当 CCER 成交价格为 30 元/吨，每公顷林地收入将提升 150-450 元/年。
风险提示：CCER 未能及时重启的风险；碳市场交易活跃度不及预期的风险；碳价不及预期的风险；行业竞争加剧的风险；公司经营发生合规问题的风险。
一、气候变化是全人类面临的严峻挑战
气候变化是全人类面临的严峻挑战。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生产和生活排放的各类温室气体，特别是二氧化碳，使得大气层中的温室气体浓度发生了显著变化，这导致地球温度升高，进而打破了固有的地球内在平衡，有可能对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生态系统造成难以挽回的损害。为了保护地球家园，必须控制温室气体排放。
世界各国达成协议，明确温度控制目标。1992 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这是世界上第一个关于控制温室气体排放、遏制全球变暖的国际公约，为应对未来数十年的气候变化设定了减排进程。此后数年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先后形成了《京都议定书》、“巴厘路线图”、《哥本哈根协定》《巴黎协定》等协定，提出将全球平均气温上升幅度控制在 2℃以内，并努力控制在 1.5℃以内的长期目标。
中国已将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全面融入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总战略。在国际气候变化应对与治理层面上，中国是第一批签署《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京都议定书》的国家，本着负责任大国的态度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在国内应对与治理层面上，中国主动采取多种形式的减排举措，将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融入到社会经济建设的各个方面和全过程，也表明了国家破解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矛盾的鲜明态度和坚定决心。
中国气候变化政策及其贯彻实施成效显著。截至 2020 年底，我国单位 GDP 能耗和碳强度较 2005 年已分别下降 42.9%和 48.4%，非化石额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到 15.9%，超额完成之前定下的气候行动目标。2019 年，我国的三次产业结构比例为 9.2%：42.6%：48.2%，低碳排放的第三产业对于我国 GDP 的贡献比例不断提升，产业结构调整对碳强度下降目标完成的贡献度越来越大。
气候问题的根源在于碳排放，而碳排放问题的根源在于环境污染的外部性。环境要素存在产权不明确的问题，在缺乏约束的市场化交易中，企业只注重自身的内部成本，不顾排放带 来的外部成本，进而导致社会总排放增加，总福利下降。因此，要解决碳排放的负外部性，必须将碳合理定价，使外部成本内部化。
二、碳定价是降低碳排放的关键手段
碳定价在多方面有促进作用。碳定价的意义在于其可释放经济信号，让污染者自行决定是否减排、停止污染活动或继续排污并为此付出代价，而非规定哪些地方的污染者应该如何减排。如此，环保总目标就能以最灵活且对社会造成最低代价的方式实现，碳价也能继续刺激技术创新和市场创新，给经济增长注入新的低碳动力。因此，合理的碳定价机制在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加大清洁能源投资，鼓励开发和销售低碳产品和服务等方面，都能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碳税和碳交易是当前主流的碳定价方式。根据世界银行发布的《碳定价机制发展现状与未来趋势》，当前全球已有 64 项碳定价机制正在实施或计划实施中，其中 29 项关于碳排放交易体系，35 项关于碳税，覆盖全球 21.5%的温室气体排放量，比上年提高 6.4 个百分点；产生530 亿美元的收入，比上年增加 18%。
